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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配评传

来源:百科故事网时间:2018-12-01 01:40:02

有人说:黄小配在小说方面的贡献,胜过他在革命方面的功绩;而他的生平,也象一篇小说(1)。作为晚清的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派小说家,他在本世纪初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为着反清革命的目的,创作了中、长篇小说达十六种之多(2),兼以办报,写作政论,从事同盟会的实际工作,作文倚马可待,堪称奇才。他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既为革命操觚,又积极参与实际的革命活动,而正当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取得成功之时,却被诬杀了。

黄小配出生于1872年,名世仲,字小配,又字配工,号棣荪,别署黄帝嫡裔、禺山世次郎(意即番禺人,排行第二)、嵎世次郎、世、世次郎、棣、老棣等,广东番禺人。在少年时代,家道已经中落。他的祖父、父亲于旧学都颇有根柢,他本人也曾就读于书院,使他具有较深厚的文化素养。迫于生计,青年时曾一度在广州谋食。1895年以后(3),与其兄伯耀赴南洋谋生,足迹遍及吉隆坡、新加坡等地,在新加坡曾任赌馆书记员。当时闽商邱菽园在新加坡主办《天南新报》,鼓吹改良保皇,黄小配投稿时被采用,后任该报记者,从此开始了他的笔墨生涯。

1901年,孙中山的老友、兴中会会员尤列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各埠建立兴中会的外围组织中和堂,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华侨的机构。就在此时,黄小配与其兄伯耀参加了中和堂的活动,并时常阅读香港革命派主办的《中国日报》,政治思想上由维新改良转变为反清革命,这是他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黄小配集记者、报人、小说家、革命宣传家和活动家于一身,正是在南洋时期打下基础的。

1903年初,由尤列介绍,黄小配回到香港在陈少白等主办的《中国日报》供职,先任记者,后与陈少白同主笔政。《中国日报》创办于1899年,鼓吹反清革命,有副刊“鼓吹录”,以歌谣、曲本、小说等宣传革命,影响遍及海外华侨。黄小配来到该报时,正值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革命派的《中国日报》与改良派的《岭海报》(广州)、《商报》(香港)相对抗。在这一年间,他写了大量政论文章,批驳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到任伊始,适值党人洪全福等人谋划广州起事失败,殉难者十余人,《岭海报》主笔胡衍鹗借此攻击革命党,他在《中国日报》撰文反击,双方笔战一月有余。也在这一年,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发表,黄小配于此年冬天为文驳斥,《辨康有为政见书》洋洋三万余言,与章炳麟在上海《苏报》批驳康有为的文章遥相呼应。在这场论战中,黄小配以其犀利泼辣的文笔,痛斥康有为的“非排满论”,文名由此大著。

黄小配在《中国日报》约一年,即离开该报,协助郑贯公编辑《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1905年,他与郑贯公合办《有所谓报》(又名《唯一趣报》),该报以文艺小品见长,图文并茂,并用白话和粤语方言写作,对当时的国事多所评论。黄小配在办报之余,集中精力创作小说,由此一发而不可收,进入了小说创作的旺盛期。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同年十月,孙中山在赴西贡途中,船过香港。黄小配、陈少白、郑贯公等由冯自由引荐,登轮谒见孙中山,并由孙中山主盟,宣誓加入同盟会。黄小配被选为同盟会香港分部交际员,分管联络华侨、广东会党活动和宣传工作。1906年9月,香港分部干事部改选,黄小配又被选为庶务员。他一面编辑报刊、从事同盟会革命活动,一面勤奋创作小说,成果累累。

黄小配第一部写“近事”的长篇小说,当推《廿载繁华梦》,1905年连载于广州革命党人潘达微等人主办的《时事画报》上。这部小说的诞生,奠定了黄小配小说的题材选择标准和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这就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选取历史和现实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一人的一生命运或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为主线,着重于人情物理、世态炎凉的叙描,揭露晚清政治的黑暗腐朽,鼓舞读者的爱国热情,以激励人心、鼓吹革命为宗旨,服务于反清革命的目的。同年10月,在《时事画报》还连载了《党人碑》。

《有所谓报》因郑贯公染时疫病逝,即发生了经济上的纠葛和困难,最后“竟以无妄歇业”,黄小配即与其兄伯耀于1906年5月自办《香港少年报》。报纸取名“少年”,含“少年中国”之意。他的最重要的作品《洪秀全演义》,先连载于《有所谓报》,1906年夏又续载于《香港少年报》附张,并在“本社要告”中郑重说明:“前应《有所谓报》之请,排刊问世,久为社会欢迎。全书约六十回,乃仅刊至半渡,而《有所谓》竟以无妄歇业。此书为近代民族上最有关系之纪念,且为太平天国一朝之历史,故不得不自行续刊,以竟全书。爰自六月初六日由三十回起,逐日随登于附张……”由这个“要告”,我们可以看出该书的创作意图。章炳麟因“苏报案”被系上海西牢,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并于此年为该书作序。这部长篇小说自1908年香港《中国日报》出版单行本后,版本颇多,历久不衰,对宣传鼓动反清革命起了积极作用。

与《洪秀全演义》相类的,黄小配还有篇幅较小的《陈开演义》,演述天地会首领陈开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率领红巾军于佛山起事,围困广州,建立大成国的经过。这类作品的总的意图,都是为反清斗争服务的。

在主办《香港少年报》之后,黄小配还在1907年办了小说期刊《中外小说林》。这一晚清重要的小说刊物,现国内已难以觅得完整的一套。在这个杂志上,除了刊载黄小配和黄伯耀的小说评论外,还连载了黄小配的《黄梁梦》和《宦海潮》。《黄梁梦》写乾隆时权臣和珅的豪奢,最后被抄没,表现清廷上层官僚与贵族的糜烂生活,意在揭露清朝的腐朽统治。《宦海潮》则是他的又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全书三十二回,叙文一篇,《凡例》十四则,标明“广东近事小说”,写张任磐由市井无赖爬上侍郎、出使三国大臣,实即影射清末外交红员、广东南海人张荫桓的一生。

1907年,黄小配与其兄黄伯耀又在广州创办《广东白话报》,并连载他的小说。此年,港、穗地区报界革命者组织优天影剧社,以粤剧形式到澳门宣传革命,黄小配也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写有剧本《火烧二沙头》等。

从1905年至1908年,黄小配发表了多部长篇小说,这显然是为了配合当时的革命斗争。随着同盟会的成立和《民报》的创刊,以《民报》为喉舌的革命派和以《新民丛报》为阵地的改良派之间的论战进入了高潮,形成当时舆论宣传的中心。这场论战,是兴中会时期革命派的《中国日报》与《岭海报》、《商报》之间论战的继续,而黄小配始终卷入了论战的漩涡。正当康有为、梁启超鼓吹君主立宪,梁启超于1907年夏在东京组织“政闻社”,活动相当猖獗时,拥护“立宪”运动的小说和反对君主立宪、揭穿清廷上谕“预备立宪”的骗局的小说产生了。黄小配的《大马扁》,正是直接为打击保皇立宪服务的。该书共十六回,1908年日本东京三光堂排印出版。当时的日本,正是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的主战场。针对康、梁在海外著书写文章,大肆进行保皇立宪的欺骗宣传,以至海外华侨“耗财破家有所不恤”,资助康、梁活动(见书前吾庐主人梭功氏序)的情形,黄小配攻击康、梁是“招摇海外”的“棍骗”,就把康有为这个“伪圣人”出国前的历史,在小说中作了尽情暴露。作品的主要人物都是真名实姓,对康有为的言行有许多夸大和虚构,如贪图功名、不学无术、剽窃他人著作、私生活糜烂,以及戊戌变法中的欺骗手段和投机行为等等。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部小说不能算是成功之作,但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可见他是借此反击康、梁的保皇立宪宣传的,正如开卷一首七律所说:“保国保皇都是假,为贤为圣总相欺”。黄小配革命立场之坚决,革命热情之高涨,由此可见一斑。

1909年,香港《实报》又印行了黄小配的《宦海升沉录》。从书末写到1908年11月光绪、西太后去世和1909年1月袁世凯被迫下野回河南彰德结束来看,这部二十二回的长篇是在短时期内赶写成的。此书的主旨也很明显,即攻击康有为的“非排满论”,反对保皇立宪。第六、第七回写戊戌维新,如同《大马扁》一样,揭露康有为的欺骗手段和投机行为。全书突出上层官场内幕,在朝廷的新旧之争、满汉之争中,袁世凯终于在宦海中沉没,被满洲群臣排挤而被迫下野。作者突出清廷对汉人官员的排斥,连袁世凯也不能幸免,其用意就在反击康有为保皇立宪、“非排满论”。与《宦海升沉录》相类似的,黄小配还写有《岑春煊》、《宦海冤魂》(连载于1906年《香港少年报》和《朝鲜血》连载于1910年《南越报》)。

黄小配的最后一部小说是《五日风声》,标明“近事小说”。他的政治眼光之敏锐,创作速度之快,实属罕见。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同盟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奋战一昼夜后失败。黄小配参与了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搜集材料,以小说体裁写成《五日风声》,于五月份起在广州《南越报》连载。全文共十章(第九章重出、实为十一章),长达三万余字,翔实记载了起义准备、广州战斗经过以至黄花岗收葬烈士。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作者写革命党人纪律严明、视死如归,笔端饱含感情,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为响应武昌起义,黄小配又作为同盟会南方支部联络员,在广州设立机关,联络各路起义民军。广州光复,广东省11月9日宣告独立,广东军政府成立,各地民军云集广州。黄小配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在同盟会中负责联络各地会党,与民军首领多所熟悉,因而被任命为广东民团总局局长,负责有关民军的整编和给养事务,兼任广东军政府枢密处参议。都督陈炯明又以加强民军间的联络协商,借以控制民团总局,成立“军团协会”,自任会长,任黄小配为副会长。同年11月,黄小配还在广州创办了《新汉日报》。

民团总局局长负责民军的“编练”和给养事务。当时云集广州的民团也称“民军”,“首义”有功,但成份比较复杂,纪律较差,以至有的民军首领到财政司署逼索军饷。广东都督陈炯明以此为借口,拟定裁编民军计划,黄小配表示反对。陈炯明即以侵吞军饷、假各路民军以自重的罪名,把黄小配逮捕入狱,4月9日签署《拿办黄世仲令》,并下令枪决。4月25日,任南京政府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回到广州,复任广东都督。胡汉民到任后,未经核实,即于1912年5月3日杀害了黄小配(4)

黄小配被诬杀时,年仅四十岁,正当创作力旺盛、艺术上更趋成熟之时。他在兴中会时就投身革命,在联络华侨、各地会党力量和致力于反清革命宣传方面,不遗余力。关于他的死,尽管文献记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很清楚:他身后“绝非富有”,侵吞军饷罪也不至于立即枪决。看来他反对陈炯明为排除异己而裁编民军,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所以同盟会老会员多有为其鸣不平的。

从1903年任职香港《中国日报》起,至辛亥革命止,黄小配为我们留下了中、长篇小说十六部左右,除了上文提到的外,还有1907年香港《循环日报》出版、现藏英国博物馆的《镜中影》和1907年12月《社会公报》连载的《广东世家传》等。

黄小配不仅创作繁富,而且他的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别具面目,小说理论方面也颇有见地。

在晚清革命派小说家乃至整个晚清小说家中,黄小配的小说无论在题材的选择还是表现手法方面,都有鲜明的特色。从取材来看,有意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物,分“历史”和“近事”两类。从中国传统的小说分类来看,大致可分三类:一为历史演义小说,如《洪秀全演义》等;二是描摹世态以见其炎凉的世情小说,如《廿载繁华梦》等;第三类与谴责小说的写法基本相同,如《大马扁》等。有些作品如《宦海潮》、《宦海升沉录》等,也是以人情世故、反面炎凉为“大主脑”的。在他笔下的官场,能“绘声绘影,道尽人情”,“说部描写世态炎凉,至《金瓶梅》极矣。不知世态炎凉,于官场更有甚者。”(《宦海潮·凡例》)故他将《宦海潮》等列于“世情小说”一类。确切地说,他的大部分小说介于暴露抉摘社会弊恶的谴责小说与描摹世态情伪的世情小说之间(清末人或称“社会小说”),与一般的谴责小说是有区别的。

在黄小配的全部小说作品中,当推《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宦海潮》、《宦海升沉录》最重要,而以《洪秀全演义》成就最高。

《洪秀全演义》是一部经过长期酝酿、历经三个春秋才写成的长篇小说,也是近代小说史上第一流的作品。早在1895年,黄小配在广州一寺院中结识了太平天国名将侍王李世贤的幕宾。此年正值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谋划广州起义,事泄失败。黄小配与老人相与谈论时局,老人如数家珍地叙述太平天国往事。这是他立意写作《洪秀全演义》的契机。此后赴南洋,1903年回香港后,在办报之余搜集素材、动笔写作。此书除章炳麟序文外,还有作者自序,并附《例言》二十二条。全书由太平天国革命的酝酿发动、走向高潮至转入守势,止于五十四回。与清代同类作品相比,“讲史之病”较少。他在自序中说,这部小说要表明“洪朝”为正统,清廷是“伪朝”,决意“为英雄生色”,歌颂太平军可歌可泣的反清业绩,湔洗“洪匪”、“发逆”之诬。作者强调洪秀全定都天京后君臣以兄弟相称、开录女科、遣使通商、政事通过会议等,就是“泰西文明政体”,即自由平等、与各国通商互利、男女平权、立宪议院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但是,它并不是一部图解式的作品,而是以其宏伟的结构布局、高潮叠起的情节安排、有声有色的叙描、流畅的文笔,塑造了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由于作者摭拾遗事轶闻、民间传说,并斟酌各种史料的结果,某些人物的一些次要事实,与传统说法有所不同。最突出的例子是林凤翔,作者在《例言》中称他“卒令功败垂成,就义以殁”,即承认林凤翔在天津战败后被俘就义,而小说却叙其阵亡殉国,并特意说明采诸传说。这种改动,显然使林凤翔之死更为壮烈,出乎激励反清革命的意图。其他如杨秀清、韦昌辉、钱江等,与史实多有不符。作者不取“以编年史行之”的写法,而是以太平军的兴衰为经,选取几个重大事件和重大战役为纬,把重点放在金田起事和武昌、九江、安庆、南京等城市的攻守战,突出几次重大战役,由此可见作者的匠心经营。在人物描写方面,《洪秀全演义》迥异一般演义小说人物形象善恶分明、美丑判然的写法。太平军诸将,有忠勇,亦有少数败类。忠勇者如老将林凤翔,英勇善战,所向披靡,坚忍卓绝,但骄傲轻敌,最后壮烈殉国。作者刻画这位有缺点的英雄,令人叹惋,但不失形象的光辉。清将之中,作者既写贪生怕死、无德无能之辈,也写江忠源、李续滨、王有龄等,或称道其能效忠“殉难”,或赞赏其严于治军,或评为智勇果决,并未一概丑化。小说还汲取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艺术经验。如布局安排方面,开篇“穆彰阿惑主”,犹如《水浒》高俅把持朝政;接写道光帝听信谗言,一脚踢死太子琏,消息传出,引起归安府钱江“沉机应变”、两广“盗贼四起”,犹《水浒》“乱自上作”之意。自第二回群英结义至金田起事,亦似《水浒》三阮撞筹、七星聚义、宋江放晁盖、梁山小夺泊等。描写人物言行,也大有《水浒》的笔意。战阵回合(尤其是后半部)则更多地受《三国演义》影响。人物性格方面,钱江犹诸葛亮,冯云山犹徐庶,李秀成犹姜维,都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前半部洪仁发的言语、行动,则分明是一个李逵式的人物。由于这种摹拟在整个小说的情节进展中较合逻辑,因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当然,这部作品在主旨和人物塑造方面表现出的反传统的胆识魄力,正是它的思想艺术价值所在。

黄小配的小说与同时期的谴责小说相比,写法上有所突破,有着不同的特点。从内容和立意上来说,他的小说不象谴责小说那样一味暴露官场伎俩,并不徒作俳谐嘲骂之文,而是有着明确的意图,在揭露中蕴含着积极的主题,有进步理想的闪光。《宦海潮》写张任磐的一生,清与末外交家张荫桓的宦海浮沉大体吻合。小说叙张任磐出身富家,由于生活放荡,不事生理,被父亲赶逐,亲戚不齿。后用种种无耻手段,混迹官场,任职于总理衙门,又任出使美、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累迁户部左侍郎,1898年戊戌变法时倾向变法,政变失败后充军新疆,最终被杀。作品反映广州、香港、北京等广阔生活场景,尤以外国风物和北京上层官场为主。前半部通过张任磐的发迹表现晚清政治的黑暗腐败;后半部通过西洋物质文明对比中国的落后,以西方“开明政体”对比清朝的专制统治,以西方国家重视先进科技映衬清廷大员沉溺声色、流连诗酒骨董,以对外交涉失败表现中国贫弱挨打。张任磐交涉“华工禁约”失败后叹道:“外交情势全靠自己国家里头兵力强盛,犹易增胜。”书借华侨之口说:“只恼我们中国做官的没点子心肝”,“任令外人渔肉”,揭露了清廷大员索贿埋案、得赃卖缺、夜郎自大、卖国求荣等,寄寓了“若辈当国,安得不危”之意(《宦海湖·凡例》),揭示出清统治者腐败无能导致丧权辱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可以说,此书集中体现了作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张,但并不仅是这种政治主张的演绎,而是“以人情世故、反面炎凉为大主脑”(同上),情节复杂,可读性强。另外,作者采用时空交叉转换的写法,对外交涉失败与上层官场的腐败穿插叙描,以揭示内忧外患的根源。对张任磐形象的刻画“亦在不褒不贬之间”,肯定其维护国格、保护在美华工利益等外交活动,又贬斥其为升官发财而不择手段。作者不满于一般谴责小说“褒贬过于渲染”,在写法上有所突破。

一般谴责小说罗列奇闻怪状,取平面的横式结构,“虽云长篇,形同短制”,“集诸碎锦,合为帖子。”黄小配的小说均取纵式结构,以一人遭际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进程,或叙描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因此,他的每部小说都有粗实的主干,围绕一个主要人物叙描。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一般谴责小说谯让丑类,写官场伎俩、士子恶行大同小异,所以人物性格单一,形象单纯。黄小配的小说则重在写一人的一生际遇和命运,性格有发展变化,而且比较复杂,人物形象相对比较丰满。《宦海升沉录》(一名《袁世凯》),暴露官场生活,从甲午战争前夜写到光绪、慈禧去世,其中甲午中日战争、维新运动、庚子事变、中俄问题、向英大借款等,包括了晚清十余年的政治,但没有“断线之珠”的通病。作者以袁世凯贯串全书,从袁世凯入李鸿章幕,小站训练新军,维新运动中两面派手法导致西太后垂帘,庚子事变后升任北洋总督,中俄联盟活动中的机变,一直写到清廷新旧派之争、满汉之争。这样,极自然地把晚清十余年的重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作者在塑造袁世凯这一形象时,主要写其处事圆滑、玩弄权术、投机钻营等政客手腕,但也间或表现其魄力、胆识和学问,以及处变不惊、善于笼络人心等等。如此塑造袁世凯形象是否准确姑且勿论,就作者有意识地扫除谴责小说“伤于溢恶”的通病来说,还是值得注意的。

黄小配的小说服务于反清革命的目的,但与同时期的其他革命派小说家相比,他的小说中的思想比较深沉,作者的政治主张大都能渗透在生活画面的具体描绘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皆取材从实”,“描宦情之真相”,使著书的意图“隐寓其间”。同样以小说宣传革命,有些革命派小说家为了宣传“新理想”,故事和人物大率出于虚构,激情澎湃而词意浅露,而黄小配则有意从历史和现实中取材,以接近于生活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本身来表达革命思想。《廿载繁华梦》主要人物周庸祐,实即大买办周东生(小说以“别号栋臣”谐音),以他的暴发至败落为主干,以甲午、戊戌、庚子这些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为背景。周庸祐为粤海关库书,司会计之职,卑微不足道,却能肆意侵吞库银,陡为广东巨富,穷奢极欲。又以钱通关节,竟成三品京卿、出使大臣,最后革职抄家,逃亡异国,不知所终。第四十回周庸祐哀叹说:“只自想从前富贵,未尝作些公益事,使有益同胞,只养成一家的骄奢淫佚。”作者还塑造了一个王熙凤式的人物马氏,书末有咏马氏诗道:“妒工欲杀偏房宠,兴尽翻怜大厦倾”,“骄奢且足倾人国,况复晨鸡只牝鸣”,显然别有所指。作者宣传反清革命的意图极为明显,但能用生活本身来揭示晚清数十年间粤海关的腐败,确乎能集中反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晚清政治的黑暗腐朽;穿插描写社会情状、日常起居、家庭琐事,绘声绘影,仿《红楼梦》笔意,寄寓清王朝行将崩溃的历史命运。

黄小配在小说理论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作为一个革命派小说家,他在主张以小说宣传反清革命的同时,较多地阐述了小说本身的内部规律。他的小说理论是对清末谴责小说“通病”的反拨,也是对“寻常说部”的窠臼的针砭,有着明显的针对性。首先是反对褒贬失当。他说:“寻常著书,褒贬过于渲染。或叙一先辱后荣之人物,写其人每视之太高,过为雕琢。是书却扫除此弊,故张氏为书中主者,亦在不褒不贬之间。”(《宦海潮·凡例》)他主张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体现人物性格的流动即发展变化。他将这一重要见解付诸创作实践,《宦海潮》中的张任磐、《洪秀全演义》中的洪仁发、杨秀清,乃至清军中的满人将领,都不取传统小说开篇时“一次定型”的写法。其次,他主张作者的观点应“隐寓”于小说的情节、场面之中,进而认为作者本人“政治之思想,可以悠然发现。读者当于绘写人情冷暖之外,留意及之。”(同上)此外,他主张小说的情节要有主干、人物要分宾、主;摒弃格局老套,主张不落窠臼。他对于明、清小说中“多主因果之说”、“每取谶兆,以定书中格局”,以及“铺张仙佛鬼神之事”等等,作了有力的批判。他继承金圣叹的小说理论,又不满于“美人名士,动以衣锦荣归、团圆结构者,千首雷同,既庸且俗”的写法;他一方面敢于打破传统小说从内容到形式方面的沉重枷锁,不苟同于时俗,另一方面主张继承古代小说的某些艺术传统,这是应该肯定的。

纵观黄小配的传奇式的一生,他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际活动,而小说创作的成就尤其突出。毋庸讳言,他仅于办报之余写作,除了《洪秀全演义》有长期酝酿、历经三年完成外,其余诸作基本上边写边连载,艺术上难免粗糙,一些作品在内容上有少量重复,有的作品典型概括不够。尽管如此,他作为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成就最高的小说家,他的《洪秀全演义》是整个清代演义小说中的上乘之作,他的小说理论有着矫时弊、反旧套的独到见解,在近代文学史上理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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