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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瀚评传

来源:百科故事网时间:2018-11-30 16:40:01

黄瀚,号小溪、溪山,别号趣园野史。清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前后在世。(1)

黄瀚生长在平凡之家,而父母亡故,兄弟散处,使他无所牵挂。黄瀚赋性好游,足迹遍及四方:他曾登临太华绝顶,并北入太行山,西入峨眉山,旁及终南山、武当山、罗浮山诸胜;他曾泛舟五湖,寻觅范蠡系舟之处,观览海市蜃楼、鱼龙出没之乡。黄瀚孤身一人,跋涉于山巅水涯,寄情于诗酒之间。不仅如此,他也曾“见诸名公,鸿文巨制,常附骥尾。”(《白鱼亭》序)但黄瀚对这种生活并不满意,他认为“设使生长华胄,青云直上,致君泽民,旰食不暇,何暇及此哉!”“设使菽水可以承欢,骨肉得以聚首,吾亦不愿放浪于形骸之外;事亲敬长,朝夕不暇,何暇及此哉!”(《白鱼亭》序)对于古人主张的应该游历名山大川,作文才有奇气的观点,黄瀚则认为“裹粮走险,寻幽探奇”是“得志君亲者”所做的事,非“劳人弃士”所能为。因此,黄瀚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不幸的,并将其归之于天命:“非幸也,是天之以辛苦与我,使我备尝也”,“非幸也,是天之以狂态与我,使我终无所成也”(《白鱼亭》序)。至此,黄瀚的基本思想已可捕捉。黄瀚是一个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及伦理道德教育和影响的失意文人。他渴望自己能生长于华胄之家,以便青云直上,“致君泽民”;次之,他希望父母健在、合家团圆,以尽“事亲敬长”的人子之道、兄弟之情。当这一切都未成为现实时,他虽赋性好游,平生大部分时间游历名山大川、寄情诗酒之间,“醉则狂呼,天地为之变色,雷霆为之息怒”,但外表的放浪形骸、纵情山水,却难以消除理想与抱负的失落所带来的蕴藏于内心深处的沮丧、孤寂之情;“终无所成”所造成的痛苦和内疚,使他由衷地羡慕“得志君亲者”的地位和作为。同时,他也痛楚地叹惜自己的“弃士”处境:“嗟夫,余以一书生奔走天下,阅尽山川,饱看人物,除诗囊酒瓢而外,他无所得”,“是天使我终其身于天下名胜之区,亦未可知也”(《白鱼亭》序)。作为一名儒士,他愿读书做官,以实现济世救民的理想,而不愿过隐士般的生活,在山水之间蹉跎岁月。黄瀚既难以超越“修齐治平”的理想规范,也就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内心痛苦之中,也就只能将他的窘境归咎于命运。

道光二十一年,黄瀚在几上峨眉之后,又因寻诗而踏上峨眉山道。他“走方山、谒烟霞石”,遍搜蜀中所有,终因劳顿至极而驻足于曲州公署。数月后解馆下泾南,“蕉窗无事,思有以醒天下人之耳目,悦天下人之性情,非积善感应之事不可,非词俗语俚之笔尤不可。故将生平所见所闻,撰述成书,颜其名曰《白鱼亭》。计八卷共六十回,如是而已”(《白鱼亭》序)。黄瀚虽认为自己属于“弃士”之流,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并未忘记一个儒士所肩负的教化责任,不敢丝毫懈怠。黄瀚认为,要用亲身经历、俚俗之笔撰写小说,以积善感应之事,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形式,来警劝世人,陶冶、怡悦世人性情,以求有补于世道人心。但同时,黄瀚对《白鱼亭》一书的作用,评价并不高。因为,“若夫表扬世道,维持人心,自有六经之大文章在”(《白鱼亭》序);而“天道福善祸淫”,又为人所共识,凭此“雕虫小技”,确实难说是惊人之举。黄瀚对此颇感惆怅,著书传世,也难以给他以些许慰藉,反而使怨愤之情再次涌上心头:“设使子臣弟友而得其一焉,亦不能穷愁著书以贻身后。非幸也,空言无补于世何益”,“然而已及此矣,夫复何言”(《白鱼亭》序)。“穷愁著书”、“空言无补于世”勾勒出黄瀚凄凉的处境、压抑的心境和失望、颓废的情绪。在这种境况下,作者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心灰意冷,只有缄默无言。

黄瀚读书而未能仕宦,传世之作目前仅见通俗小说《白鱼亭》八卷六十回,余者否然。黄瀚一生抑郁不得志,平凡无名。清《金溪县志》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一字未载可作为佐证。因此,只能通过分析他的作品来进一步探究他的思想。

黄瀚在《白鱼亭》第一回开宗明义指出:“话说君明臣良、国恩家庆,然后功名富贵、才子佳人生于其间。而究其所由,并非偶然,必从祖宗父母积德积善、无数的因果中得来”,“阴骘’二字是人生断不可少,《感应》数篇是太上逼真的金鉴”,“故余于闲居无事时,将眼前积善之家撰成野史一书;一则以醒醒众人之耳目,二则以劝劝世人之好善。虽俚语俗言,大有关于名教;非如那些淫词小说虚张其事,引坏人心。事虽属假,而其中之大略,不无真实事迹”。由此可见,《白鱼亭》是一部劝人行善的书。

黄瀚在此书中,塑造了一批善人的形象,上至皇帝、各级官僚,下至平民百姓、奴仆婢女。其中,作者着力刻划的是易自修夫妇的形象。

易自修读书而未中举,只是因祖上积德才得以作官。易自修任知府期间,清正爱民,以致升官也因百姓苦留而不能赴任。易自修回乡后,修建府第园林,易府的“吉园”成为易自修夫妇行善的乐园。海外子虚国难民流落到中国,易自修及其舅父、姨爹均捐款赈济。当皇帝给三位善者封官时,易自修又把荣誉让给管家,使管家担任七品县令之职。易自修虽回乡休养,但他念念不忘效忠皇帝。他在“吉园”中修建招贤馆,为国家储备人才。众贤士慕其善名而来,一时间,英才云集。易夫人则既与丈夫的四个妾亲密无间,但又能保持正妻的尊严。她令众婢女读书作诗,将她们视为亲生骨肉,然而终究是主仆之份,不容混淆,故虽亲如一家,但不失主母的威严与矜持。在易夫人的教导下,婢女们知书懂礼,恪守闺训。秘月、菱花等婢女居然在易夫人主持的考评众贤士的考场上,向应试的才子提问发难;她们的才学也受到才子们的赞许。易自修夫妇效忠皇帝、礼遇贤士、爱护下人,可谓积善之家,因此,他们都修得了善果。易夫人病危之际,令婢女们自选一名贤士为夫。菱花、湘鳞同时爱上一位贤士而不相互争风吃醋,反而决定同嫁一人。易夫人见状欣喜万分,乐极而亡。易夫人一生行善,见“善行”而终,可谓善有善报。易自修把众贤士推荐给皇帝,又让才子佳人成婚。如此积德行善,终于使神明下界,令玉鱼投胎,使易自修晚年得子,且其子十六岁即中状元,再振家声。

因为黄瀚鄙视“淫词小说”,此书严格地讲只是一部用俚语俗言写成的“善书”。《白鱼亭》文笔粗浅,情节单调乏味,在艺术上十分平庸。书中的各种人物形象十分苍白,易自修夫妇只是“善”的标本,他们的性格非常单一:只想行善,只做善事。在他们的言行中,体现着作者关于“善”的理解,而不存在人物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易自修夫妇周围的各种人物也都生性善良,书中几乎没有不善之人。作者用“善”的观念创造了一个世外桃园,构建了一个正人君子的“理想国”。作者反复强调:易自修祖上积德而自身富贵,他自身行善则晚年得子、香火有继;众才子们祖上有德而受到易自修的礼遇、荐举,得以娶妻作官;众婢女们祖上积善而遇到易自修夫妇这样的积善之家,才能读书、作诗、择夫,终于夫荣妻贵。这一切,均是神明在嘉奖行善者。

黄瀚对自己构建的“善”的“理想国”心驰神往,遂跻身其中、粉墨登场。黄翰在书中扮演了一个风流才子的形象。在易自修招集的四十二位贤士中,虞舜臣与黄小溪才学最高。易夫人常主持对众贤士的考评,贤士们虽均“学富五车”,但都承认易夫人才学更高一筹。只有黄小溪才华横溢,对易夫人的提问不仅对答如流,而且还反向易夫人发问,令易夫人及众才女赞叹不已。此后,黄小溪作诗、题匾、作对联,常常技压群芳,至少与虞舜臣平分秋色。黄小溪如此高才,令菱花、湘鳞两位佳人一见倾心,同嫁黄瀚,这在众才子中绝无仅有。易自修晚年得子,黄小溪应邀为其子命名,这又是少有的殊荣。后黄瀚在文光殿接受皇帝面试,授瀚翰林院著作郎之职。他又与虞舜臣共同教导易自修之子,使其少年得中状元。最后,黄小溪官至护国佑军掌文院礼部大学士之职,名声显赫。在小说中才子黄瀚形象的身上,使人不难看到作者黄瀚的心灵折光:黄瀚平生坎坷,空余报国之心。他希冀自己能够遇到易自修这样的贤官,慧眼识英才,从而一举跃龙门,官职显赫,济国济民,荫福妻子,以实现平生宿愿。这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仕途艰难的儒士所常有的美妙幻想呢?

作为一部“善书”,作者关于善与恶的观念如何呢?黄瀚在小说开篇曾言:“‘阴骘’二字是人生断不可少,《感应》数篇是太上逼真的金鉴。”在小说第十九回,作者又通过两位钦差之口,具体阐述了他的善恶观:

“肯出财为善,不善也是善;肆毁谤阻人为善,不恶也是恶。”

“就是我们做官的人,能代百姓伸冤,除暴安良,也就是积德了。俗语说得好,“有修千善不如除一恶”,此是说做官的人不能行善,也当除恶;能除恶,便是行善。是除恶的,功德比那修善的功德更大些。”

“善恶到头都有报,不求人知,人未必不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此是拦阻人不可为恶的话,并非阻拦人莫去行善之事。”

宋朝以降,儒、释、道逐渐合流,三者相互渗透,共同塑造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黄瀚的善恶观念即来源于此。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系统中,儒家的谦和忍让、孝悌慈爱、忠义服从等是核心准则。这种准则通过各种形式向民众灌输,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淀为一种既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并且深入人心。凡是符合、实行这种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言论、行动,就会被社会视为“善”;凡是怀疑、违背、篡改这种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言论、行动,则被社会视为“恶”。黄瀚视为“金鉴”的《太上感应篇》中的善恶分野也本此标准:所谓“善”的内容包括“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济人之急”、“救人之危”、“遏恶”、“扬善”等;所谓“恶”的内容包括“攻讦宗亲”、“扰乱国政”、“杀人取财”、“凌孤逼寡”、“讪谤圣贤,侵凌道德”、“男不忠良”、“女不柔顺”、“违逆上命”等,即使是《文昌君阴骘文》也宣扬“忠主”、“孝亲”、“敬兄”、“信友”等“善行”,这些“善”与“恶”的标准均导源于儒家学说。

黄瀚所褒扬的易自修夫妇及小说中的其他善者的行为,无一例外地遵循上述的伦理道德准则来处理他们与国家、社会、家庭之间的关系。小说中善人们的善行,正体现了黄瀚的道德理想。应该指出,黄瀚认为做官应该为民伸冤、除暴安良,认为除恶就是积德行善,这在贪官污吏横行的专制主义社会中,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实行这种善行的官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民众的苦痛。黄瀚善恶观中的这一点反映了民众的意愿。在小说中,易自修任职期间为官清廉、体恤民众疾苦,他个人得到了良心上的自足;他治下的人民,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休养生息,免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苦。这也是所谓“清官”受到民众广泛爱戴的根本原因。

作者的善恶思想是儒释道合流的产物,其深层结构是儒家思想,而外在形式则具有明显的释道特征。作者在小说开篇就将《太上感应篇》视为“金鉴”,把“阴骘”视为人生之要义;同时,又强调“果报不爽”的释家教义。

易自修垂暮之年尚无子嗣,这在盛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伦理观念的社会中,无疑是最大的不幸。作者在书中有意渲染这令世人瞩目的一点,以求最终收到警劝世人的效果。易自修有妻妾五人,却多年不育。为此,易自修辞官返乡,积阴功、做善事,终于感动了神明。先是羽化道人为易自修算命,得知他命中无子,第四妾所怀身孕为一女儿。羽化道人为给积善之家传续后代,便将胎儿换形改貌,准备给易自修一个“庸庸俗俗”的儿子。后羽化道人的好友木觉和尚慕名而来,确信易自修的第四妾乐善好施,便改换俗子,令白玉鱼投胎,并令其五岁读书、十六岁中状元,且以后为官清正,为易家耀祖光宗。这对易自修来说,堪称最高奖赏;对普通民众来说,这一点也最能打动人心,促使人们去积德行善。这里,羽化道人和木觉和尚联合赐福于易自修,具有一种绝妙的象征意义:惩恶扬善无疑是释道的共同教义,释道两家具有相同的法力。因此,易自修得到的善果,既是《太上感应篇》中“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身”和《阴骘文》的“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赐汝以福”思想的有力注脚,也是将民众纳入佛教“因果报应”的心灵怪圈的迷人诱饵。

明代以来,随着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产生了市民阶层特有的思想意识,而士大夫阶层的异端思想也在向社会主体文化浸润。这使得传统伦理道德的、观念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导致了明清时期“善书”的大量出现和广泛流行。这些“善书”宣扬惩恶扬善,意在使以传统伦理道德为重要统治手段的专制主义社会制度,得到维护和巩固。明末清初的很多通俗小说也往往以轮回果报、劝善惩恶为创作宗旨,并经常在书中直接摘引《太上感应篇》、《阴骘文》等“善书”,作为劝善的理论根据(如丁耀亢《续金瓶梅》等)。至黄瀚创作《白鱼亭》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清王朝的统治面临空前的外部危机;国内不断爆发的“白莲教”等各民族人民反抗清王朝的斗争,更使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而更大的社会风暴(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山雨欲来”的社会氛围,使黄瀚这一失意文人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他的处境使他别无选择,只有加入劝善者的行列之中,“穷愁著书”,以寄托拳拳报国之心。

但是,传统伦理道德一味劝诱人们凝视内心、反躬自省,却把人们的创造力和生命活力紧紧束缚在既定的、为专制主义统治所用的思想准则之中;它压抑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渴求与冲动,压抑人的个性发展和生命欲求;它将人们的思想简化、固定在善与恶两极思维模式中,从根本上禁锢、磨灭人们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思考和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要求。传统伦理道德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制度成为长期延续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腐朽的专制主义大厦即将倾覆之际,不仅黄瀚以宣扬传统伦理道德的善恶观,来加强人们的道德自律、从而拯救正在衰亡中的社会制度的企图是一种臆想,就是他所仰视的“六经之大文章”也回天乏力。在专制主义制度中,所谓“清官”的作用也微乎其微。而且,“清官”的“惩恶扬善”虽然在一时一地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民众的倒悬之苦,但是从本质上讲,“清官”的行为是在为腐败的社会割除毒瘤、消除隐患,使专制主义统治得以巩固、加强,最终使民众遭受的苦难更加长久。虚幻的神灵无法拯救现实中遭受苦难煎熬的灵魂,“积德积善”、“果报不爽”不过是庙堂的泥塑对悲惨世界中广大民众的许诺而已。

但这一切,是端坐在“泾南蕉窗”下的黄瀚所难以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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