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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评传

来源:百科故事网时间:2018-12-06 12:10:01

(1)

文康,字铁仙,一字悔庵,姓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约生于乾隆末、嘉庆初,死在同治四年以前。

文康出身于历代显贵的八旗世家。五世祖温达,在康熙朝自笔帖式授都察院都事,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曾祖温福,乾隆朝巡抚,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祖父勒保历任巡抚、总督而至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充国史馆总裁,兼管理藩院,赐海淀寓园,其一女嫁嘉庆帝四子瑞亲王绵忻。真可谓代有相国,位极人臣,尊荣显赫异常。但他们也时获罪愆,甚至不免缧绁籍没。如温福,先由办案不善而奉旨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效力赎罪;后起用升擢,旋即因指挥失当使军事败绩而削夺,并遭严谴。勒保曾以将帅玩忽军务、贻误国事褫侯爵,斩监候,起用后又多次获愆受革职留用等处分。其历任巡抚、总督、参赞大臣、都统等职,又加太子太保的叔祖永保,也曾两度褫职逮京,下狱、籍家。

勒保有子九人,姓名可考者有英惠、英德、英绶、英奎、英秀五人,各授内阁学士、侍郎、总兵、头等侍卫、知府等职。文康是勒保次孙,但不知他是“英”字辈中哪一房的儿子。据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与文康同辈的费莫氏兄弟行,有文庆、文蔚、文俊、文辉、文煜、文硕、文良、文玉。其中文庆、文煜均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余则道员、布政使、侍郎、巡抚、驻藏办事大臣不等。

关于文康的生平事迹,迄今知之甚少。惟知其道光三年至五年在理藩院任员外郎,并以“提调官”和“总纂官”的身分参与了《理藩院则例》的续修工作。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二年再次续修《理藩院则例》时,他又以“郎中上行走”之衔,任“提调官”和“总勘官”(2)。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任直隶六道之一的“分巡天津河间兵备道”(3),“管辖河间、天津二府十八州县钱谷刑名,兼管河务”(4)。咸丰元年至三年,任安徽凤阳府通判(5)。此后,大概便是马从善在《儿女英雄传·序》里所说的“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

另外,从当时史梅叔题赠文康的《理藩院文副郎康》等诗中(6),还可以知道他在理藩院任职的青年时代,是一个英姿飒爽、豪放不羁、俊才风发的人物。那时,他过着“华轩明烛金错盘”,“锦筵”彻夜动“丝竹”的奢靡生活。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从上面的简略经历中,可以看到他咸丰初任凤阳通判时已比七年前的天津道台降了好几级。曾“馆于先生家最久”的马从善说:“先生少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乃垂白之年,重遭穷饿”。(7)说明了文康晚年生活异常的艰难窘迫。

文康居北京安定门内土儿胡同(即今交道口南大街北口路东的土儿胡同)。有三子(8),但失其名。

文康所著文字流传下来的,除小说《儿女英雄传》外,还有他为《史梅叔诗选》写的序、例言和评语。

《史梅叔诗选》是文康为他的好友史悔叔编的一部诗集。“选数百首,次十二卷”,道光乙未(十五年)刊刻。一个儒化了的八旗世家,给文康打上了深刻的儒家思想的烙印。“夫诗者,先王厚风化、正人心之大端也”(《史梅叔诗选序》),“兹编所选,有关人心化理之作多,流连光景、吟弄风月者绝少,所以别于后人,上追诗教”(《史梅叔诗选列言》)。这是正统的儒家文学观。文康在《儿女英雄传》卷首托名“观鉴我斋”和“东海吾了翁”的两篇自序中,认为“其旨少远、词近微、文可观、事足鉴者”才是上乘小说;称颂《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皆托微词伸庄论,假风月寓雷霆”,“有裨世道人心”;反复申明《儿女英雄传》之作“非无所为而发”,其旨在“唤醒痴人”,“维持名教”:凡此等等,也都和上述思想相一致。不过,文康的文学观又并非完全纯正的儒家思想。国运之衰微、宦海之艰险、家门荣辱之无常、个人仕途之坎坷,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建安文学和李白等的影响。他钦慕“慷慨尚奇节”、“好言天下事”、“不为世俗所趋舍”的那种特立独行的豪杰之士,推崇“益之以困苦拂乱忧愁感愤之思,至是乃积而发于兴、观、群、怨之旨”的诗。他重视反映现实的作品,强调文学的讽谕作用,所以在所选的诗中多慷慨悲凉之音、感时伤事之作,而极少歌颂升平之篇。但是,由于文康受儒家思想的浸润很深,他在评语中又把这些暴露社会黑暗、表现风衰俗怨的忧时愤世之作附会为“其原出于小雅”“而义理无不准诸六经”,“根抵温柔,出乎性情忠爱之正”。一如在《儿女英雄传》中,他既揭露官场的腐败,又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把自己极力赞扬的济困扶危、除暴安良的“英雄至性”统统归之为奉行忠孝节义的“儿女真情”。

文康是个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多方面艺术才能的人。在《史梅叔诗选》的评语中,他溯源流,谈意境,论风格,讲章法,表现了广博的学识,在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相当的素养。对于文学作品,他不仅强调思想内容,同时也重视艺术表现。他把是否“穷极人情物类之状”和“引人入胜”作为衡量诗文小说优劣的重要标准(9)。并且他还自觉地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儿女英雄传》的创作中去,使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人物对话的个性化等方面显示出鲜明的特色,从而成为中国近代一部著名的作品。

《儿女英雄传》原有五十三回,后十三回因“残缺零落,不能缀辑,且笔墨弇陋”,疑经他人赓续,由整理者刊削(10),今存四十回并《缘起首回》。有光绪四年、六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光绪十四年上海有益堂木刻本和上海蜚英馆石印本;上海申报馆排印本和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本等。

小说的具体写作时间不详。书前署“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及“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弁言”两序,显系伪托。因为小说和观鉴我斋序中都谈到《红楼梦》,当然不可能是雍正朝的作品;书中又提到《品花宝鉴》中的人物徐度香和袁宝珠,而《品花宝鉴》是道光后期的作品,乾隆时候的人怎么能知道?柳存仁认为两篇伪序的支干都是甲寅,很可能是“乾隆甲寅”之后的一个花甲——咸丰甲寅(四年,1854)的作品(11)。这看法不无道理。

对于文康写这部小说的主旨,马从善序说:“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胡适承继了这一观点,接着说:“文康在最穷愁无聊的时候虚构一个美满的家庭,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12)建国后的一些著作则多指出它“为封建统治服务”。马、胡之说固然不是没有点道理,但失于完全着眼在个人的身世之感;后者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却又不免言之泛泛。其实,这个问题在伪托“观鉴我斋”的那篇自序中说得很清楚。序文说:《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虽立旨在诚正修齐治平,实托词于怪力乱神。”也就是说,这些书是通过对怪力乱神的描写,使人们从反面受到教育的。比如写《水浒传》之“以横逆而终于草菅”、《金瓶梅》之“以斫丧而终于溃败”、《红楼梦》之“以恣纵而终于困穷”,目的在于“本平治”而“教忠”、“本修身”而“教孝”、“本齐家”而“教之以礼与义”。但是,作者以为,这种“以皮里阳秋为旨趣,其说理也隐而微”的作法,一般人不容易理解。所以他提出:“与其隐教以‘不善降殃’为背面敷粉,曷若显教以‘作善降祥’为当头棒喝乎?”这就是说,他不象《水浒传》等从反面做文章,而是直截了当地作正面文章,用树立正面的榜样来教育世人。“有时诙词谐趣,无非借褒弹为鉴影而指点迷津;有时名理清言,何异寓唱叹于铎声而商量正学”。无论谈笑和说理,目的都是一个。而且下定决心,不惜“苦口”、“婆心”要“唤醒痴人”,“维持名教”。这个写作动机,出自文康的“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和“垂白之年,重遭穷饿”。书中所写,当然也包括他本人的生活经验和教训在内。比如他在《儿女英雄传》中对于勤俭持家津津乐道,写正面人物安学海对太太道:“自你我起,都是粗茶淡饭、絮袄布衣,这才是个久远之计。”写安学海选择儿媳妇的标准是“持得家,吃得苦”。凡此等等,未尝没有一点接受自己早年奢侈生活的教训在内。但是,他的写作目的并非仅仅为了悔他个人的“已往之过”和抒他个人的“未遂之志”,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而是通过自己的身世之感,通过对人生(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塑造正面的典型——树立正面的榜样,用以教育象自己的“不肖诸子”一样的“不肖世人”。使这些“不肖之人”都清醒过来,改“恶”从“善”,象《儿女英雄传》中的正面人物一样,维持名教,履行忠孝节义。文康的这部作品便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来为封建统治服务的。

《儿女英雄传》中着重描写了安学海父子、十三妹何玉凤和邓九公、张金风等人物。安学海是作者理想中的官宦世家中长辈的典型。他言必孔、孟,论必《礼记》,行必遵古制、合“经传”,事事都要掉书袋,讲出典。比如祭祖,便要摆上“燧釜”、“土铏”等等古器,装着山涧里长的绿翳青苔、海岛边生的乌皮海藻,以符合《左传》上说的“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蕴藻之菜”的典故。公子中了探花回家给父母请安,这时安老爷早已满脸的如《论语》上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了。是个十足的迂儒。然而,他正直、认真,为官清廉,宁愿被参、坐班房,也不肯营私舞弊,贿赂上级。作者在他身上突出的是个“忠”字——忠于朝廷,忠于一切儒家经典。

安骥是作者理想中的年轻一代的榜样。他见到姑娘,未曾说话脸先红;听到父亲叫唤,立即想起“父召无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走而不趋”的这几句《礼记》来,便连忙恭恭敬敬的答应了一声“嗻”,扔下筷子,把嘴里嚼的那口饽饽吐在桌上,口也不及漱,站起来,不慌不忙、斯斯文文、行不由径的走到上房去:真是乃子酷如乃公!他为了救父,不畏艰险,跋涉千里,差一点儿丢了性命。他循规蹈矩,恪遵父训,奋志苦读,克继书香,乡会连捷,探花及第,由翰林院编修而一日连升五级,未几又擢升学政兼观风整俗使,“位极人臣”,光耀门庭。在他身上突出的是一个“孝”字。

张金凤身陷恶僧魔窟,宁死不屈,确保少女贞操,突出的是一个“节”字。邓九公不计前恶,酒释周三;受恩不忘报,甘担风险,为避难的孤女寡母“遮掩门户”:突出的是一个“义”字。十三妹何玉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脚踢强汉,弹毙凶僧,怜书生解囊赠金,救弱女深入地穴,表现了她的“侠”;十数年含莘茹苦养老母,矢志母故复父仇,表现了她的“孝”;救男子不授手,焚香告告天点“守宫砂”,表现了她的“节”;与张金凤姊妹相亲,共事安骥,既劝夫上进,又善侍公婆,治家理财,件件皆能,表现了她“德、言、容、工”兼备的“妇道”。这是作者理想中的“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结合的典范。

小说表现的这些思想,陈腐迂陋,多封建糟粕,自不足取。然而,文康毕竟和俞万春不同,他比较能正视现实。作品一开头写安学海三十年辛苦,黄卷青灯,直到须发苍然,才中进士。正自欣慰,忽听分发地方当知县,“登时倒抽了一口气,凉了半截”;由“烦恼忧思”而生了一场病。原因是他见世上那些州县官儿,“不知爱惜民命”,惟讲“走动声气”,捞攒银钱,“巴结上司,好谋升转。”且“又苦于众人皆醉,不容一人独醒”。后来到了南河工地,所遇整个河工衙门的人,从总督、道台、知府、首县到幕僚、佐杂等等,无不是不顾民命、偷工减料、虚报冒领的贪官污吏。师爷教安学海虚报作弊说:“承东家不弃,请晚生在这衙门帮办公事,可不敢不倾心吐胆的奉告:我们这些河工衙门,这‘据实’两个字是用不着、行不去的哪。即如东家从北京到此,盘费日用,府上衙门,内外上下那一处不是用钱的?况且京中各当道大老,合本省的层层上司,以至同寅相好,都要应酬的到,尤其不容易。……就我们这衙门讲……那个不是指望着开个口子弄些工程吃饭的?此犹其小焉者也。再加一个工程出来,府里要费,道里要费,到了院费,更是个大宗;这之后,委员勘工要费,收工要费,以至将来的科费、部费,层层面面,那里不要若干的钱?”从此可见当时官场贪墨之般。河台谈尔音原是河工佐杂微员,全凭贪污贿赂当道,很快便当上了道员、总督。到工的官儿都要先奉献他一份厚礼;逢他寿辰,各厅、道更各极其巧,送赤金砚台、珍珠手串和百亩地契……。安学海由于“爱惜小民的性命”,不肯胡作非为、与之同流合污,结果“衙门内外人人抱怨”,河台心里“着恼”,不多几时,便被参革职拿问。进而,小说又写县衙官役到地方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和书办作弊,县令胡涂断案,却因此被“上台见重”,“保了卓异”。一个稍为正直的官吏竞至遭到人人厌弃,在官场上无立足之地;贪污者如鱼得水,昏聩者步步高升,清正者反被扣上“贪污”的罪名,坐牢赔银:政治的腐败、现实的黑暗到了何等程度!如果说,小说前几回写十三妹济困扶危、锄恶除奸以及第十一回写平民“不得已而落草”和“强盗”“轻财仗义”还都只是过去一般侠义小说民主思想传统的继承,那么,上面所说的这些就不同了。它是一种带有近代特点的、意义更为重大的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

《儿女英雄传》在艺术技巧上有相当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一)绘事状物,细致真切。

第三十七回写程老夫子的烟袋荷包:

众人一看那个蓝布口袋,先恶心了一阵。且不必问他是怎的个式样,就讲那上头的油泥,假如给了剃头的,便是使熟了的绝好一条杠刀布,却又合他那根安着猴儿头烟袋锅儿、黄白加黑冰裂纹儿的象牙烟袋嘴儿、颤巍巍的毛竹烟管两下里拿着。

接着又细细叙说烟袋锅儿怎么叫作“猴儿头”,那个象牙烟袋嘴儿又怎么是“黄白加黑冰裂纹儿”,那烟袋杆儿又怎的会“颤巍巍”;如此真切细致的描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不很多见,而在这部作品里却随处可以读到。这是《儿女英雄传》写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描写言行,生动传神。

小说中许多人物都各有各的声口,富有语言个性化的特点。如邓九公粗率好胜的豪人快语,张姑娘深心周密的宛转流利,安儒人的慈和,舅太太淳良爽利又不时开一些小玩笑的风趣。同为庄稼人,张亲家老爷少言寡语,老成朴实,张亲家太太则满嘴怯话而鲁直不慧。同为有身份的人,程夫子是诚笃长厚,安老爷是拘执守旧,安公子是单纯率真。十三妹的形象固然因为作者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而致性格前后不一,但亦不能否认其语言之作侠义英雄时的豪爽泼辣和为封建儿女时的严正精到。即便书中的一些次要人物,如官场小吏、蠢妇村夫乃至能仁寺里的那个王八媳妇,也无不各尽其致,一一传神。

至于行动描写,动态如第六回十三妹弹打能仁寺凶僧一节,静态如第二十七回写何玉凤出嫁前的思想表情,真是绘影绘声,活灵活现。——弹飞、僧倒、刀扔、铜旋子唏啷哗啷滚下台阶;以及淑女出嫁可意郎君前那种压抑不住的乐在心里、喜上眉尖的情景,都好象亲眼看到的一样。写来形神兼备,声态并作。

(三)刻画心理,曲尽其妙。

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是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在描写人的心理活动方面也作了不少努力。他概括叙述人物的内心活动、静止的人物内心独白、通过人物行动揭示其内在的精神面貌等多种方式并用,不少地方写得细腻逼真,可谓曲尽其妙。如第三十五回写士子乡试后等待放榜的复杂心情,那样体察入微的心理描写,实在是非过来人不能道也。接着,下面写安公子中举以后全家的反应则更加精彩,其中最有趣的是他们家的舅太太。她——

从西耳房一路叨叨着就来了。口里只嚷道:“那儿这么巧事!这么件大喜的喜信儿来了,偏偏儿的我这个当儿要上茅厕,才撒了泡溺,听见,忙的我事也没完,提上裤子,在那凉水盆里汕了汕手就跑了来了。……”他拿着条布手巾,一头走,一头说,一头擦手,一头进门。及至进了门,才想起姑老爷在家里呢,不算外,还有个张亲家老爷在这里。那样个敞快爽利人,也就会把那半老秋娘的脸儿臊了个通红!

这段描写,全文五千余字,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安家上下老少歆羡崇拜科举功名的内心世界。奴才张进宝的跑得气喘吁吁高叫、安公子的站在墙角落儿里流泪、长姐儿独自在房中坐立不安、舅太太未撒完溺就跑了出来,以及张太太的撅着屁股向魁星爷磕头,都符合他们各自的地位、身份和性格;惟平时言必子曰诗云、行心循规蹈矩的安老爷却失了常态。而妙就妙在正因为他失了常态,才见其想望科举功名之心之尤深和盼子成龙之心之尤切。

《儿女英雄传》的突出贡献和重要意义,在于它揭露当时官场的腐败,启晚清“谴责小说”之先河,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在此以前的中国小说并非没有对社会现实的揭露、讽刺和批判,而且有些也写得颇为深刻。但是由于时代和作者思想认识的局限,这种揭露不少着眼在贪财恋色、丧伦败德、趋炎附势、忘恩负义等人情世态的表面现象;有些作品写到统治阶级的陷害忠良、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欺压百姓,一般又归结为个别昏君奸臣、贪官酷吏、劣绅豪奴、刁民恶棍的罪愆。并且它们往往从劝善的目的出发,最后堕入天意宿命、善恶果报的迷津。有些优秀之作则是通过对于家庭罪恶及其兴衰变化的描写,曲折地反映出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还不是集中地直接抨击封建阶级的统治——指陈该阶级整个官僚统治机构的罪恶与腐朽。另外,那些对于现实社会的抨击,又或寓于讲史,或伪托前朝,或假借灵怪……。就清代而言,《斩鬼传》借幽冥鞭挞人间邪恶,《聊斋志异》写花妖狐魅影射人世,《儒林外史》讽刺科举而托于明代,《红楼梦》批判封建社会而一曰“假语村言”,又曰“毫不干涉时世”,《何典》用鬼话痛斥时弊,《镜花缘》通过“海外世界”的描述讥弹现实,《常言道》嘲骂世风既托于明末,又假于乌有的“小人国”。刊行于嘉庆九年(1804)的《蜃楼志》用比较多的篇幅描写了广东海关税务监督赫广大贪污盗窃、敲诈勒索及其荒淫无耻的劣迹,有些近乎后来“谴责小说”的风格。然而,它还是属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范畴。这不仅因为它所写之事托之于明代嘉靖年间,而是由于它仍把赫广大作为整个官场上的个别坏人来看待,最后坏人一体受罚,善人均得好报一仍不脱“劝戒”小说的窠臼。

《儿女英雄传》则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明确宣布:这部书近不说残唐五代,远不讲汉魏六朝,就是我大清朝的一桩公案。它不用任何隐讳曲折的影射,而是面对现实,直陈官场的罪恶。它摒弃了许多古代小说中“劝善”的主题,着眼点由个人道德转向社会政治,揭露整个统治阶级的腐朽。《儿女英雄传》尽管也不时有些“当朝圣人爱民如子”之类歌颂皇帝的话,但具体写到官场,则除了安老爷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好官。《蜃楼志》最后写朝廷派遣两位钦差查封广东海关,贪官赫广大被革职解任,总督、巡抚、藩司、臬司、知府等全由精明能干、克己奉公的清官担任,给人以从此天下清平之感。《儿女英雄传》却不然。它写河道总督被革职查办之后这个烂透了的河工官僚机构以后怎么样,未有下文,让读者展开想象的翅膀去自由飞翔。但小说到临结束时作者却通过正面人物之口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安学海说:“你们可晓得,那河工上的官儿,自河总以至河兵,那个不是要靠那条河发财的?单单的放我这样一个不会弄钱的官在里头,便不遇着那位谈大人,别个也自容我不得。长远下去,慢讲到官,只怕连我这条性命都有些可虑”(第三十九回)。这就说明了决不是什么个别坏人的问题。如果说这还只是讲河工,那么他在第十五回中说:“请问如今那些地方官,又那个真对得住百姓,作得起个民之父母?”这就进一步明确否定了清朝全国的地方统治机构。至于中央政府,前面第四节已经引述过那位教安学海舞弊的师爷的话——“京中各当道大老,合本省的层层上司”,无不是贪污受贿者。象这样直接、全面地攻击封建统治的中枢神经——否定清朝的整个官僚统治机构,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第一次。

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另外两个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心理描写和对话。中国古典小说不大重视人物的内心描写。偶或有之,也很简略,是为了交代人物行动的心理动机。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心理描写有了很大发展,有些写得相当真切结腻。它们已不仅用来说明人物行动的内心根据,而且用来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奥秘。《红楼梦》里也有较多的心理描写。其特点是:基本上不作静止的纯心理描绘,而是把人物的内心活动融和在情节的进展中由作者叙述出来。有些地方写得颇为深入、细致,成功地揭示了人物内心深处种种隐微曲折的情感。《儿女英雄传》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描写方法。这表现在:心理描写在作品中的比重较前显著增加;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不仅用在主人公或几个主要人物身上,而且广泛地用于各种人物身上;人物自我内心独白、通过人物行动揭示其内在思想、作者概括叙述人物的内心活动等多种方法并用;刻画更加细腻,有些描写很出色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从而获得丰满人物形象、深化人物性格的艺术效果。另外,以人物的行动描写为主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特点。对话,往往是由一个行动向另一个行动过渡的中介。不过,这方面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亦有变化。比如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定情人》中对话的比重就很大,加上心理描写几乎占全书的一大半。在《红楼梦》中,它更成为表现人物思想和个性特征的重要手段。到《儿女英雄传》已发展成为人物的对话描写多于行动描写。这种情况,展示了中国近代小说艺术表现上的特点。《儿女英雄传》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古代)启后(近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应该重视文康在创作上的这种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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