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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评传

来源:百科故事网时间:2018-11-09 08:20:01

明陈洪绶《水浒叶子》

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水浒》一书的作者。

《水浒》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体写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它和另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共同开辟了中国小说的全新历史时期。而《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又恰恰是施耐庵的门人。施、罗象双子星座,以其璀璨的光芒,辉映了六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坛,给我国的文学创作以巨大的影响。

《水浒》一书诞生于十四世纪晚期,当时世界上除了希腊荷马的叙事史诗,但丁的《神曲》以及日本的《源氏物语》等极少数几部文学著作在规模上能与之相比而外,其他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还都没有出现。尤其是从小说内容方面看,《水浒》之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热烈赞美被压迫阶级的英雄人物的反抗斗争,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首创。《水浒》早已进入世界文学之林,是中国文学值得骄傲的一面旗帜。

《水浒》一书,小仅以它的“替天行道”、“官逼民反”、“除暴安良”等等先进正义的指导思想贯穿了全书而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更塑造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武松、鲁智深、李逵等等一系列的、生龙活虎般的英雄形象。这些形象,数百年来,成为我国农民革命英雄学习的楷模。《水浒》不仅通过印刷的书本不断地传播,还通过民间艺人之口,通过舞台的艺术形象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

但是,《水浒》一书的作者施耐庵究竟是怎样的人?他的一生经历究竟如何?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人们却知之甚少。这首先是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被认为是“小道”,不入文学之正宗,小说作家也就一向被认为算不得文人学士,治小说者不能入乡贤祠之事,屡有发生;加之《水浒》历来被封建统治阶级列为禁书,关于它的作者施耐庵生平留下的史料,就极其稀少了。到1928年胡瑞亭第一次把有关施耐庵的一些材料在《新闻报》上公布的时候,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1933年上海中西业局出版的《古本水浒》序中提到施耐庵一些新的传说资料,也同样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所以,直到全国解放的时候,人们对于施耐庵生平的了解,仍只是根据明人笔记中两三条零星记录以及一些版本题署,知道他是元末明初的钱塘(杭州)人而已。甚至在胡适和鲁迅先生的研究论文中,还怀疑施耐庵的存在,或只是明代中叶某一文人的托名。

1952年《文艺报》公布了江苏方面的刘冬、黄清江、丁正华、苏从麟所写的有关施耐庵的两篇考证与调查报告,在全国引起广泛的注意。“十年动乱”中,施耐庵的研究也中断了,到了八十年代初,问题又被重新提起,出现了“施耐庵热”。特别是1982年春季至1983年秋季的一年间,在江苏、山东和浙江又陆续发现有关施耐庵生平的资料。根据这些材料,到目前为止,可以为施耐庵的生平初步勾画出这样的轮廓:

施耐庵,名彦端,又名肇瑞,字子安,耐庵是其号。(1)

他是江苏兴化白驹人(现属大丰),亦曾住过浙江钱塘、江苏苏州、淮安等处。(2)

据传他生于1296年,死于1370年。文学界有人认为,他生于元戊申1308年,卒于明洪武十五年,壬戍(1382),享年七十五岁。(3)

他生肖属猴(如果他是生于1308年的话)。据传说,他是个贫苦的弄船人的儿子。童年时期随父元德(字长卿)在苏州生活。十三岁时入苏州附近的浒墅关读书。十九岁中秀才。二十六岁参加癸酉会试。(4)据山东郓城传说,施耐庵自视甚高,以为必中,结果名落孙山。后经老师国子监司业刘本善之荐,到郓城任儒学训导,在郓城力劝农桑,并搜集梁山泊附近有关宋江一伙人的各种传说。

至正二年(1342)壬午科,中进士,时年三十五岁,按例除官。后官钱塘二载(5)。一徵未满,与当道不合,弃官而去。

从至正五年(1345)到十五年(1355)这十年,施耐庵的职业是教书。生活在钱塘与苏州两地间,可能就在此一时间里,开始了《水浒传》的写作。

这是一个风云诡谲的时代。元贵族统治者荒淫腐败,残酷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重新唤起了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阶级矛盾也日趋尖锐。庞大的元帝国象风雨飘摇中的大厦,开始分崩离析。韩山童首先发难于中原,接着刘福通、朱元璋响应于皖北,方国珍点火于福建,陈友谅起事于江西,张士诚举义于苏北。据常熟河阳山徐氏后裔之言:徐氏先祖徐捷,元末官封龙虎大将军,聘施耐庵初为幕僚,后成契友。当时兵荒马乱,徐捷急于引退,施为徐捷四处奔走,物色一处“三元宝地”,即滚塘岸故里。施耐庵屡次动员徐捷拉旧部起义发难,逐鹿中原,争夺天下,而徐捷无此大志。(6)

张士诚于至正十三年(1353)起义,自称诚王,至正十六年(1356)渡江占平江(即苏州)。张士诚部将卞元亨为先锋,与耐庵相友善。“耳耐庵名,征聘不至。士诚乃枉驾造其门。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是时《江湖豪客传》,正四十五回矣。”(7)

为了自己的事业,无论朱元璋还是张士诚,都曾经礼贤下士,以笼络知识分子,张士诚甚至以厚币招徕著名文人杨铁崖。纪昀以为,“适张氏据吴,东南之士,咸为之用。”施耐庵的朋友刘基投了朱元璋,作了朱的谋主;施耐庵的另一些朋友如鲁渊、刘亮则归张上诚麾下。据施氏后裔施恂泰据其家传云:在卞元亨一再邀请下,加之其志相投,施耐庵还是出来,应聘作了张士诚的幕僚。(8)其时据遗曲《秋江送别》中“五年随断梗,千里逐飘蓬”一句判断,当在至正十七年(1357)可能性为大。(9)

然而张士诚不是一个有大志,能成大业的人。至正十七年以后,张氏集团日渐骄奢淫逸,本来对张士诚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感到失望。当鲁渊、刘亮离开吴中时,施曾作《秋江送别》一曲以赠:

〔新水令〕西窗一夜雨蒙蒙,把征人归心打动。五年随断梗,千里逐飘蓬。海上孤鸿,飞倦了这黄云陇。

〔驻马听〕落尽丹枫。莽莽长江烟水空。别情一种,江郎作赋赋难工。柳丝不为系萍迹;茶铛要煮生花梦。人懵懂,心窝醋味如潮涌。

〔沉醉东风〕经水驿,三篙波绿;问山程,一骑尘红。恨磨穿玉洗鱼,怕唱彻琼箫凤。尽抱残茗碗诗筒,你向西来我向东,好倩个青山互送。

〔折桂令〕记当年邂逅相逢,玉树兼葭,金菊芙蓉,应也声同。花间啸月,竹里吟风。夜听经趋来鹿洞。朝学书换去鹅笼。笑煞雕龙,愧煞雕虫。要论交白石三生,要惜别碧海千重。

〔沽美酒〕到今日,短檠前,倒碧;长铗里,掣青锋。更如意敲残王处仲。唾壶痕,击成缝,蜡烛泪,滴来浓。

〔太平令〕便此后,隔钱塘南北高峰,隔不断别意离惊。长房缩地恐无功,精卫填海何有用?你到那山穷水尽,应翘着首儿望侬。莽关河,有明月相共。

〔离亭宴带歇指煞〕说什么草亭南面书城拥,桂堂东角琴弦弄,收拾起剑佩相从。撩乱他落日情,撩乱他浮云意,撩乱他顺风颂。这三千芥子,网做了藏愁孔。便倾尽别筵酒百壶,优嫌未痛。那堤上柳,赠一枝;井边梧,题一叶;酒中梨,倾一瓮。低徊薜荔墙,惆怅蔷薇栊,待他日鹤书传奉。把两字儿平安,抵当金万倍重。

耐庵施肇端谱于秋灯阁

施耐庵这一组遗曲,在诗歌史上具有杰出的成就和不朽的价值。艺术上平仄谐调,韵律精严,句法合辙,衬字得当,根本没有乖违之处,且调性健捷激袅。更可贵的是有白居易所倡导的“歌诗合为事而作”的风骚和汉魏传统。遗曲中尽管充满国家恨,民族仇,希望破灭,知交云散的无限伤痛,但没有丧气的哀鸣,低沉的呜咽,而是苍茫悲怆,而又慷慨激昂,深藏着一种一息尚存,不忘有为的情怀。

施耐庵离开张士诚,到常熟、江阴之河阳山(滚塘岸)、花山、陶家、祝塘教书,留下大批传说,包括应许恕的儿子为许氏宗谱作序。序中略谓:“仆与令尊先后浪荡江湖,而渠掌教澄江,桃李遍植,虽洁志高蹈,士林传诵未已。……仆偶有一枝之栖,暂免饥寒,恐期不远,瞬息即逝。际此干戈扰攘,萑符遍地,乔木之迁,除却蓬莱,竟无一片干净之土。衰朽之躯,将来不知埋骨何处。瞻望前途,徒增回首凄凉之感……”笔底沧桑,感慨无限。(10)

后来,大约是1366或1367年,施耐庵迁到兴化,与顾逖有赠答之诗;后又在白驹住下,继续完成他的《水浒传》。在他的《水浒传》刚完成时,刘基曾经来访。据清嘉庆顾丹午笔记所载:

施耐庵钱塘人,与刘青田相契。明太祖搜罗人材,刘荐耐庵,命访之。适耐庵作《水浒传》甫竣,刘阅之,遂不言荐,归报太祖曰:“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矣,用之何益!”(11)

白驹有刘基来访传说,留有施、刘问答诗两首。(12)

在刘基访问以后,据自驹、施家桥和淮安传说,施耐庵又为《水浒》被朱元璋捉去坐过监狱,一说坐一年牢,一说坐七年牢,说法不,而如何出狱,又都说与刘基有关,且都和施三天作《封神》联系起来;事情虽属齐东野语,但施耐庵是否为《水浒》入狱,还不能轻易否定。(13)

据曾在白驹施氏宗祠上学、做工的葛世和、了法、施文秀、朱明远等老人回忆,宗祠中厅东侧的儿块碑上,刻有始祖施耐庵留下的诗句:

(一)

山海永宁白驹场,荒野芦苇好风光;串场活水千江月,待等物格换新装。

(二)

金风吼吼暮景凉,吹落桂花满地香;一生南北东西走,迈衰故里白驹场。

(三)

拈笔断续唤世眼,楚汉风霜苦熬煎;似醒犹待萌芽伏,过度人间五百年。

(四)

岁活古稀半旬年,绝食疾病呜呼先:隐埋黄泉丘一冢,渺茫是非亦了然。

这四首七言绝句,虽然有好些读者指出了它的俚俗,有些是回忆者“勉强凑合”,夹着现代人的新词,如“好风光”、“换新装”等等,可能是记忆有误,但是,深玩其意,又有好多寄怀深广的意念,特别表现年老衰迈的大著作家的苦哀。第一首是叙述晚年的自然空闲处境,山海、永宁是两个镇名,合成白驹。“串场活水千秋月”一句是实景也点出了生机,末句“等待物格”跳脱出来,尤其是“物格”一句把“格物”一词倒用,包括着“革命”“发现真理,追求真理”的深层内涵。第二首是描述时间变迁的心怀。既有“满地香”的感慨,也有“一生南北东西走”的苦伤。第三首“拈笔断续唤世眼”是一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自豪与自信;第二句“楚汉风霜苦熬煎”,暗包括着他参与张士诚和朱元璋相斗的酸辛。最具有深意的是“似醒犹待萌芽伏”,不是《水浒》内涵朦胧的期待吗?但他又并不期待会很快的实现,要“过度人间五百年”;也就是期待五百年“萌芽”,才能出土,寓意深长。最后是使后人如见其人之死的哀伤。七十五岁,得了“绝食疾病”,用现代话来说就是食道癌或胃癌。“隐埋黄泉丘一冢”和七十回《水浒》结尾诗“人抵人生土一丘”,连语词也相同(也可以驳斥结尾诗是金圣叹所伪托的说法)。意蕴最悠远的是“渺茫是非亦了然”一句,不是对人生作过苦求苦思的作家,很难有这样的感受。人生“是非”渺茫地终结了,也可以说“了然”的终结了,也可以说不管了然“是非”,总之,渺茫地开朗地终结了。一生研究人生、表现人生、探求人生真谛的大著作家,到生命之终了,也无法了解人类的历史使命,人类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合理秩序。(14)

《水浒传》一书,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重大改造而成的。《宣和遗事》已包涵了它的雏形,元曲中也有很多“水浒戏”,但从现存几种水浒戏来看,一方面从主要人物宋江的独自中提到晁盖,三打祝家庄等等重要情节,与今本《水浒传》是基本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剧情的展开,又与现在所看到的《水浒传》十分不同。

经过施耐庵创造性改造而成的《水浒传》原本究竟如何,一直是人们注意的中心。从现在可以见到的版本中,好像从一开始就与罗贯中结下不解之缘。明清笔记中关于施罗关系有着如下的记录:

1、郎瑛:“《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七修类稿》)。

2、高儒:“《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

3、胡应麟:“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少室山房笔丛》)。

4、顾苓《塔影园集》:“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徐渭仁《徐炳所绘百零八人图题跋》:“岁贯中客为吴。”

施耐庵在撰写《水浒》的过程中,曾经得到门人罗贯中的大力支持和合作。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至正二十六年(1363),罗贯中在浙江慈溪,以门人的身份,参加了祭奠赵偕的活动,可见此时他正流寓于浙江,施、罗二人的相遇并结为深厚的关系,当在这个时候。还有材料说,罗贯中也曾“客霸府张士诚”,他与施耐庵政见相合,当然感情更为深厚。施耐庵晚年曾在淮安一带活动,道光二十四年,淮安有人还能确指施耐庵的书斋,以及隔壁罗贯中的寓所。据有关材料,施耐庵作《水浒》时,每一成稿,即由罗贯中予以核对,以正鲁鱼,得力甚多。《水浒》的发行出版,与罗贯中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世传《水浒》为“施作罗续”,我们认为,“施作罗续”的情况是存在的;施耐庵的原作,大致即金圣叹所批的七十回本,“罗续”的也大致是李贽所批的有着招安结局的一百回本。

我们所根据的事实,一方面是根据金圣叹在七十回总批中的论述;另一方面是根据1933年中西书局出版的《古本水浒》。

1933年中西书局出版的《古本水浒》后五十回,前有梅寄鹤的序。梅寄鹤在序中说:“这部古本《水浒》卷首并没有施耐庵的自序,也没有金圣叹的夹评和读法、外书之类,从头到尾是大字正文。”又在中西书局出版的《水浒传绪言》中说:

原书有梅屋散人的小记云“水浒传之百二十回,刻于明天启中,原本今不可见……此本为先人手抄。”。……按其所志年代为癸卯。或为乾隆时人。则手抄者之为明末清初人无疑。

这个《古本水浒传》重出以后,引起好几位研究家的批评,认为是梅寄鹤伪作。“伪作”的“根据”是没有力的,因为《古本水浒传》结尾有这末一首七律:

一声惊起蛰虫眠,端是云开又见天;雨洗千山成净土,雷鸣四海靖狼烟。草莽失身怜赤子,太平重造有高贤。书生挟策终何济,负曝高谈理故编。

再看贯华堂金圣叹批本七十回的结尾诗:

(一)

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慎官员四海分。但见肥羊宁父老,不闻嘶马动将军。叨承礼乐为家世,欲以讴歌寄快文。不学东南无讳日,却吟西北有浮云。

(二)

大抵为人土一丘,百年若个得齐头。完租安隐尊于帝,负曝奇温胜若裘。子建高才空号虎,庄生放达以为牛。夜寒薄醉摇柔翰,语不惊人也便休。

我曾根据两首结尾诗的对比研究,作出结论:《古本水浒传》是施耐庵的原本初稿,在定稿时定成七十回本(15),把后五十回删去了。

以后还有对《古本水浒传》持否定观点的同志举《古本》后五十回共有八十一处出现异体字“繇”而在前七十回却从未出现过。——其实,这正是“天启”年刻本的证明。因为明熹宗的名字叫朱由校,“由”必须避讳,改为“繇”字。

这就是说,我相信金圣叹所称得到的《占本水浒传》是真的;梅氏藏本《古本水浒传》也是真的。——但是贯华堂有“惊恶梦”的七十回古本,并不是天启年刻的一百二十回《古本水浒传》本。

这就是说,贯华堂金圣叹批的七十回本是施耐庵的原作。罗贯中续作的是征四寇,以及在施耐庵原作基础上加上四六骈体诗词。——一百回本加了征辽,征方腊;一百二十回又加上了征田虎、征王庆。

《水浒》的基本特色,是它敢于直接写出社会的不平;把“替天行道”的正义追求,赋予梁山泊的好汉们。它的批评矛头,对着蔡京、高俅等等高级贪官污吏们,等而下之的中小贪官污吏,大小恶霸,以及“为富不仁”的西门庆们。它幻想着人们之间的理想关系,幻想着建立乌托邦的社会。请看人们所熟知的那首梁山泊词: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灵杰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生死可同。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手,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甥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间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台,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材器使。人人戮力,个个同心。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牵连。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霸业。列两副仗义疏财金字障,竖一面替天行道杏黄旗。

这首词就是《水浒》的写作大纲,也是作者人生观的结晶。所以外国翻译家,把《水浒》的书名翻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可谓得其真谛。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施耐庵继承了儒家的进步思想;“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是继承了司马迁义侠的进步思想,而和韩子的“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唱了反调。(16)

《水浒传》以儒侠为本,以反天道的现实作为它的对立面。它并不是反对法制,而是以虚伪的官官相护、不公平不平等的假法制,种种社会黑暗,作为对立面。在旧社会,这种矛盾不可能解决;在“新社会”,也还有相当的一部分一时不可能解决。社会的现实,“水浒”反映的现实存在一天,“水浒气”也必然存在一天。施耐庵的“草莽失身”“怜赤子”的心,具有社会现实的和历史的深刻性。这就是《水浒传》盛行的内在原因;也是施耐庵在人民心中唤起亲切感的内在原因;他的“赤子”之心和人民的“赤子”之心,永远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所以,施耐庵的精神,在可见的将来,是永恒的存在。他的“仗义疏财,替天行通”,是道德所提倡的,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相反,为富不仁,则是人民所不能承认的。“天道”是什么?是人类的良知,天性。《水浒传》在阶级对立的矛盾中,取得各种知识分子或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拥护,这就是真理的力量。《水浒》永远是积极性的文化因素。

提到《水浒传》,说它是写的侠义之行,是容易接受的,而提到它也有儒教思想,一般就很难接受了。其实不然。请看《礼记·礼运》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孔子的乌托邦思想,而《梁山泊词》则是小说作家施耐庵对《大同篇》的一种注释。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如果说儒家学派的《礼记·礼运篇》(《大同篇》)是第一篇设计乌托邦社会的文献,《水浒》则是第二篇。所不同的是,施耐庵不是用理念形式,而是用形象来加以表现。一百零八人不分贵贱,人格上平等的兄弟关系;团结战斗,是有秩序的集体;梁山泊武装集团实行的平均主义:大约便是施耐庵的理想。乌托邦是人类进步思想体系发展过程中的阶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攀越过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那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方才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是中国进步思想发展长链中的重要一环,是毫不过分的。而施耐庵笔下的灵魂美好、行为正直的英雄,便是作者理想的力量,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为社会进步奋勇斗争的勇士,是先进社会得以实现的前驱。

施耐庵的伟大还在于他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融和了一定理想成分,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一个个活着的“人”。读过《水浒》,掩卷闭目,这些“人”,似乎活在读者的脑子里。在抒写人物性情,塑造典型形象方面,为明清通俗小说开辟了一条健康宽阔的道路。就梁山泊故事的体系而言,有泄愤的《水浒后传》和反对招安的《后水浒传》,又有妄图抵销《水浒》的巨大威力而在另一角度上又有重要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荡寇志》。《水浒》还影响到了人情小说《金瓶梅》,影响到爱国英雄小说《说岳个传》与《杨家将》,它是中国小说的楷模与典范。

施耐庵与《水浒》,将名标青史,万古千年活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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