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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云龙评传

来源:百科故事网时间:2018-12-02 13:10:01

陆云龙,字雨侯,号翠娱阁主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先世本居海宁,后徙钱塘之南良里(《两浙輶轩录·陆敏树传》)。生卒年不详,盖为万历十四年至顺治十年(1586—1653),年约七十。据云龙《翠娱阁近言》所载,天启二年(1622),云龙之子敏树七岁,由此上推,知敏树生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设若云龙三十岁得子,则可推知其生之年当在万历十四年(1586)。云龙短篇小说集《清夜钟》第四回《少卿痴肠惹祸,相国借题害人》,叙南明弘光年间事,知作者明亡后犹在世。又《仁和县志·朱东观传》谓东观好友陆彦龙甲申之后,“思一展其才,而时事龃龉,卒不能遂其志”,终以“怼愤”而卒。卒后,“乃弟云龙为经纪其后事”(《碑传集·陆彦龙传》)。以此推测,陆云龙当卒于清初顺治年间。

陆云龙少时家贫,刻苦好学,自谓“不佞贫不撤学,贱犹好书。因萤破暗,希明已在儿时;籍往开来,借照更殷壮日。”(《翠娱阁近言·自题》)又重名节,修德行,胸有济时救世之志。自云:“少颇自负,砺名行,尚气节,期退不歉伦常,进不缺于经济。”(《翠娱阁近言·答朱懋三书》)他瞧不起时文八股,视为“雕虫小道”,“了不经心”。但在科举取士的时代,士子们要想实现政治抱负,必须涉足仕途,不得不啃嚼八股时艺的苦果,“特以舍是,无可致身,不得不间为从事”(《答懋三书》)。他自负才高,以为科举功名可以唾手而得,然而屡试不中,连连铩羽,“乃枘凿之投,遭刖者三”。科场和政治上的失落,加深了他对现实的不满,胸中积压着许多不平和悲愤,“戚戚嗟嗟,更能消几番风雨”,贾生(贾谊)才而夭,弥生(弥衡)才而杀”(《答朱懋三书》)。《咏怀》诗云:

弱岁不解事,信此忠义肝。痛哭议天下,扼腕訾衣冠。指顾取功名,侃侃犯其难。天公故摧折,廿载铩羽翰。栖栖抢榆间,言念心欲剜。

诗中说他早岁不知世事之艰,议论国事,批评权贵,慷慨激烈,无所顾忌。但二十年来,屡困场屋,壮志难酬,到处碰壁,就象一只斑鸠在林间乱飞乱撞,以至力不支而堕于地。

陆云龙在失落中清醒了,终于破了科举的迷梦,但依然牵挂着艰危的时局,忧时济世之心并未稍衰,“痛哭议天下,扼腕訾衣冠”的精神不减当年。崇祯七年(1634)接连写了几篇议论国策的文章。《剿抚议》分析了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流民暴动,认为流民产生于饥馑,而统治阶级不但不予抚恤,反而趁火打劫,加紧勒索,迫使百姓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赦说》一文,主张豁免贫民积欠的租税,宽贷起义的群众,“赦之一举,在朝廷为不世出之恩膏,罢宿逋,宥诖误,宜乎在下者如花木离霜霰而得雨露,禽鸟脱绦樊而就风云”。拳拳之心,爱民之意,溢于言表。《制科策》尖锐地抨击明代取士和用人制度,使大批士人将精力消耗在无用的制艺上面,而于“兵刑礼乐”诸实学不闻不问。幸而得中者,或投机钻营,或单凭资历,获取显官要职,“钻营成其媚骨,阅历销其壮心”,“虎皮羊质,不可以仕矣”。而真正有才识的志士则很难挤进仕途,大都遗落草野,“心长发短,气壮神颓,俟河清其何时,死牖下兮有日”。他建议广开取士之途,网罗有用之才,委以适当的官职,发挥他们的特长,“使廉而有心计者职钱谷,强而有断制者任兵刑,介而有藻鉴者任诠衡,守土有循良之长,巡方有威望之臣,然后久任以责其成功”。他如《谨刑论》、《二韩议》、《圣学策》、《言路策》、《渐形策》等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刑法等重大问题,表现了陆云龙这位布衣之士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远见卓识。云龙还十分关心东北边防,担心建州女真日益强大,侵凌边庭,《感怀》诗云:“十年辽海关心梦,数卷图书作客装。”他批评明朝统治者听信谗言,杀戮镇守边关的忠臣良将,乃是自毁长城,导致边防薄弱,对清人”不得竟牵掣之功”(《辽海丹忠录序》)。总之,陆云龙是一位胸怀济世救民志向,具有强烈用世精神的下层文士。他曾表白说:“一腔热血洒何地?不洒于国,为谁洒乎?”(《辽海丹忠录序》)甚至认为出家做和尚也要关心世事,真正有“大根器人”,必有“一段真功行,良善可庇,疲癃可起,奸逆可除,魑魅可扫,慈悲肝胆侠烈心肠具备。”倘泯去“一腔热心”,“不复问拯世济民实事”,只知燃香拜佛,吃斋念经,则是毫不足道的。此种人未得佛法之真,其所作为皆“伪”也(《禅真后史序》)。

但是,在那腐败黑暗的末世,象陆云龙这样嵌崎磊落的寒士不可能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实现崇高的社会理想,而只能沉滞于蓬蒿。陆云龙家本寒微,为求功名,“遂置米盐不问”,因而生计日艰。天启中,曾为塾师,一边课徒,一边自修。崇祯后,乃绝弃功名,专事著述,兼营刻书,既以谋生,又以寄慨。《答朱懋三》云:“今人无可告语,乃上而与陈死人作缘,更不堪庄语,乃妄而与齐谐之辈作伍。然非傲也,非诞也,一腔不得已。”明室覆亡,陆云龙隐姓埋名,守节不出,终于在穷困忧愤中辞世了。明末清初许多才智卓荦的文人,其命运大致皆然。

陆云龙之子敏树,亦钱塘诸生,有名于时。阮元《两渐輶轩录》引吴农祥《陆敏树传略》云:

君讳敏树,字蕙亩,自号湑山,杭之钱塘人也。父云龙,邑高才生,以著述自命。君生六岁,随父读书灵芝寺,过目不忘,人以奇童目之。君父有述作,辄命君探卷遴择,称其意。二十二岁始补邑弟子员,壮岁耳聋,贫不自聊,自伤之,作《耳聋赋》以自广,老馆于娄东顾氏。时娄东守以重币聘之,辞勿受。有怜之者曰:“君盍去故而就新?”君笑曰:“吾恶乎辞少而就多者。”卒年六十。

敏树尝助其父编订《翠娱阁近言》,选评《明文奇艳》,年仅十八九。他壮岁即“贫不自聊”,明亡后拒不仕清,能恪守父志。有《湑山集》。

在陆云龙的文学生涯中,编选和批评古今诗文特别是晚明小品,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编辑的选本不下十余种,流传至今者尚有《明文归》三十四卷,《明文奇艳》二十卷,《皇明八大家》十六卷,《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三卷,《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合集》十六卷,《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二十一卷,《翠娱阁评选文韵》四卷,《翠娱阁评选文奇》四卷,《翠娱阁评选词菁》二卷诸种。

晚明是小品散文蓬勃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这一清新活泼的散文体式,自隆庆、万历兴起以来,经过七十余年,至清初还保持发展的势头。其时不仅涌现出数十百家小品作手,而且还出现了许多选家,陆云龙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成绩卓著,影响很大。在他评选的十余种著作中,尤以《明文奇艳》与《十六家小品》影响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直到三十年代提倡小品的文人见之如获至宝,作为编选晚明小品的重要参考。《明文奇艳》选材范围,包括有明三百年“雄奇藻艳”之文;《十六家小品》仅限于晚明小品,所谓“十六家”,即徐渭、屠隆、李维桢、黄汝亨、虞淳熙、汤显祖、文翔凤、董其昌、陈继儒、袁宏道、袁中道、陈仁锡、王思任、曹学佺、张鼐、钟惺,皆是小品作家之佼佼者。陆云龙对这些作家推扬备至,评语也多隽语,见出评者的眼光和才情。

陆云龙评选文章的标准,突破了“文以载道”的陈旧观念,反映了新时代的审美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曰“奇”。晚明文学家的艺术观大都尚奇,而厌弃正二八经的东西。有奇,才有突破,才有创新。不过也有些作家对奇的理解比较肤浅,一味在字句上翻花样,以至堕入怪谲僻涩一路。陆云龙有鉴于此,认为“奇又不在字雕句刻”;“当使奇在势,如龙门巨浪,天日倒流;奇在格,如太华巍峦,云烟横截;奇在思,探骊珠于九渊,入手夜光;奇在识,烛鬼胆于九幽,出口冰镜”(《文奇小引》)。他从文章的气势、体格、思致、识见诸方面探讨奇的本质,这要比仅从字句方面求之深刻多了。从这种艺术观出发,陆云龙编选了《文奇》、《五经提奇》、《公谷提奇》等书。

二曰“艳”。晚明文学家对于艺术散文特征的认识是很清晰的。他们明确地提出,必须把美文与实用文章区分开来,宣扬教化、传播学术乃是实用文章的任务,艺术散文须有美的特质,让人读了能够娱耳悦目。陆云龙推崇“藻艳”,体现了新时代的这一审美意识。他从两方面说明“艳”之不可废。从创作者方面说,能文者必有“五色之肠,吐花之管”,发而为文,自然绚丽夺目,“入纸皆作珊瑚赤光”,故而不必黜华崇素,“有美嫱、施,故作嫫姆”(《明文奇艳序》),反而令人生厌。从欣赏者方面说,阅读藻艳之文,如“睇烟霞之妍丽,未有不慕而悦者”,这种审美作用是那些浑朴庄严的“大雅”之作不可取代的。从这种艺术观出发,陆云龙编选了《明文奇艳》一书,专收“雄奇藻艳”之文。他自己的散文创作也以藻丽见长,类多骈词美句。

三曰“韵”,或曰“致”。云龙尝评袁中道之文云,“小修之文多以致胜”,又云“雅有清韵”(《袁小修先生小品》)。又评张鼐之文云,“疏淡有竹篱茅舍韵致”(《张侗初先生小品》)。“韵致”也是明季文士推崇的一种艺术趣味、艺术风格,对此袁宏道等作家都作过一些说明,认为这是很高的审美境界。在陆云龙看来,凡具“韵致”的作品,都有一种超乎名教与功利的“闲情逸致”,有一种“恬适自然、轻松活泼的格调,犹如“轻飙流月”,“烟云花鸟”。他主张“高古”、“雄奇”的风格也必须济之以“韵”,如此方有情趣;“高古无韵,便沦枯寂,雄奇不韵,便落粗豪”。因此,把“一切闲情逸致,摒为小家”(《文韵序》),是不对的。遂编《文韵》一书。

四曰“趣”。“趣”是艺术作品富有生命力的表现,陆云龙说,“文以趣胜”(《袁中郎先生小品》)。趣是艺术作品能在艺苑得以存在并与其他百卉争妍斗丽的重要条件。陆云龙认识到“趣”与幽默诙谐有着密切联系,“趣近于谐”,“谐”必有“趣”,“谐”“趣”每每连用。但趣不限于幽默诙谐,还表现在其他方面。陆云龙认为“性灵”是“趣”的源泉,“性灵现则趣生”。趣是作者个性的自然流露。

以上四点体现了新的审美观点、衡文标准,与传统美学观艺术观大相径庭。陆云龙通过选评小品散文,使公安、竟陵诸名家之作广为流传,又将新的审美观点传播到广阔的社会层面。他与其他优秀小品选家在推广晚明新文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陆云龙的小说创作据现代学者推测,主要有四种:《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四十回,《辽海丹忠录》四十回,《清夜钟》十六回,《幻影》三十回。《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原题“吴越草莽臣撰”,或以为此人即冯梦龙。《辽海丹忠录》有陆云龙序,序谓“此予弟《丹忠》所由录也”,云龙之弟是何许人尚待考证。这两种书的作者还不能肯定是陆云龙。《清夜钟》已残缺不全。《幻影》原题“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在陆云龙《皇明十六家小品》中附有征集《型世言》(即《幻影》)创作素材的启事,故定为陆云龙所作比较可靠。此书乃是我们目前评论陆云龙小说创作所能依据的主要文本。

《幻影》,一名《型世言》或《型世奇观》,又名《三刻拍案惊奇》。所集三十篇小说写作时间并不一致。第十二回《坐怀能不乱,秉正自毋偏》有“上年逆珰用事”云云,“逆珰”指魏忠贤,“上年”指天启七年(1627),次年(1628)崇祯即位,忠贤遭废斥,旋即自缢死,故知兹篇即作于此时。《幻影》的最初刊本据郑振铎考证,出现于崇祯十六年辛未(1643)。《幻影》中的三十篇小说均为崇祯十余年间的作品。其中不少故事采自崇祯之前明人记载,但已渗透了当世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作者的深切体验,并非仅据成事加以简单的敷演与扩充。《幻影》这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从许多方面描绘了末代浇薄的世风。透露了明朝衰亡的迹象。

明末由于战争频仍,加之统治阶级挥霍无度,财政严重亏空,“海内困敝,而储积益以空乏”(《明史·食货志》)。于是不断增加赋税,对百姓进行残酷的掠夺,致使广大农民衣食无着,流离失所,出卖妻子儿女。小说《幻影》有不少地方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第十七回《八两杀二命,一雷诛七凶》写天启年间嘉定县农民阮胜一家,在重赋和恶棍逼迫下的悲惨遭遇。他家原有五、七亩田,又租人几亩田,“自己勤谨,早耕晚耘,不辞辛苦”。妻子劳氏贤惠勤劳,“纺得一手好纱,绩得一手好麻,织得一手好赛过绢的好布,每日光梳头,净洗脸,炊煮三餐之外,并不肯偷一刻的闲”。可是“苏淞税粮极重,粮里又似老虎一般嚼民”,阮胜“家事日渐零落,自己和老母都得了病,便忍着剜肉割心之痛,将贤妻转嫁他人,仅得了八两银子。最后阮胜和他母亲仍然没有逃出恶棍的魔掌,在病中活活被害死。这一家血泪史是千百万农户的缩影。此篇及其他几篇小说对明末农民贫困的生活状况作了真切细致的描述。作者相当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同情民众的疾苦,希望统治阶级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他在第十七回的一首诗里诉说道:“谁进祁寒暑雨箴,剜血补疮诉宸极?遍选循良布八方,击壤重见雍熙域。”陆云龙正是把自己创作的这一类反映民间疾苦的小说当作进献给朝廷的一种“箴言”,以期引起广泛的注意并予以切实的救济。杜甫作诗“唯歌生民病”,陆云龙自觉地以小说反映民瘼,要求起到传达下情、讽谕当局的作用。这种创作思想值得注意。

明代末年,纪纲废弛,吏治败坏。在封建衙门中,到处存在贪赃枉法,弄权勒索的现象,而且上下级之间,地方官与监察官之间,互相包庇又互相挟持,致使腐败风气愈演愈烈。《幻影》大胆地揭露了明末官场的黑幕,其中以压卷之作《窃篆心虽巧,完璧计尤神》最为深刻。这篇小说以无锡县衙门子张继良的发迹史为线索,上挂下联,将整个封建衙门的丑恶污秽来了个兜底翻。张继良本是卖菜小贩的儿子,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自从混进县衙做了门子以后,招权纳贿,肆无忌惮,“凌轹一县的人”,人称“拆屋斧头”,“杀人刽子”,俨然成了“张知县”。其所以如此,除了他长得标致,善于迎逢钻营之外,还因为封建衙门是滋生这类投机家、暴发户的极好温床,县衙下面的各级办事人员都心怀鬼胎,千方百计攀附这个县太爷的近侍、腹心。作者写道:“不知这衙门中,书吏、皂甲极会钻,我用主文,他就钻主文;我用家人,他就钻家人;这番用个门子,自然寻门子。有那烧冷灶的,不曾有事寻他,先来相处他,请酒送礼,只捡小官喜欢的香囊、扇子、汗巾之类送来,结识他做个靠山。有那临渴掘井的,要做这件,大块塞来,要他撺掇。皂甲要买牌讨差,书吏要讨承行,渐渐都来丛他。”这些依附张继良的胥吏差役,就象条条藤蔓紧紧地缠绕着张继良这棵怪树,使它不至倾倒。他们的顶头上司何知县特别喜欢张继良这种柔媚谄笑之人,视若宠儿,引为腹心,一味纵容包庇。对于有人反映张继良的不法行为,何知县很不高兴,“颜色不怡”,竭力加以辩护,“没这样事”,称赞张继良“极小心,极能事”,反诬众人“怪他”,“谤他”。握有监察纠举大权的巡按陈某也“极好男风”,一见张继良,“似得了个奇宝”。明知张继良犯了盗窃印信的大罪,也不予追究,“心爱得他紧,不肯动他”;还要带他“进京”,要寻个“好缺与他”;与张继良分别时,“批赏好些银两”,“恋恋不舍”。陈巡按与何知县,一个是朝廷派出的监察大员,一个是掌管一县之政的基层长官,二者关系也十分微妙。陈巡按迫于“纷纷有揭”的舆论,原要参奏何知县一本,不料大印被何知县的心腹张继良盗走,后又设计取回。为了不使这件丑闻传扬出去,逃避罪责,便不再追查何、张二人,但求相安无事,“他若不害我,我也断不害他”。何知县既得巡按的印信,又偷偷放进匣中,他想巡按已经“晓得我的手段,也不敢难为我”,若不还印信,“两个一争就破脸,不好收拾”。他们有嫌隙,有争斗,互相抓住对方的把柄以为挟持的手段。但二人臭味相同,利益一致,还是以和为贵,以互不“破脸”、互不危害为原则,将彼此的劣迹丑行都掩盖起来,蒙混过去了事。何知县照旧做他的知县,并以“贤能廉介”闻于朝廷,张继良越发趾高气扬,“一县事都被他乱做”,连何知县也不放在眼里。作者循着张继良发迹的脉络,深刻地解剖了明末腐朽的封建官僚机构,其批判锋芒不仅指向张继良这条蛆虫,而且指向封建衙门这个滋生各种害虫的垃圾堆。这篇小说包含丰富的现实内容,概括了明季官场各种腐败现象,在张继良、何知县、陈巡按等典型人物的背后,可以窥见魏忠贤以及现实中贪官污吏的阴影。作者主张,对于干犯国纪、残害黎庶的赃官暴吏必须绳之以法,严惩不贷。第二十二回《藏珠符可护,贪色檄能诛》以神话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刻画一条贪淫的蛟龙,它侵扰百姓,聚敛无限,“犹自网罗不已”。若不满足它的贪欲,便要大发淫威,“一怒而九年洪水”,“一怒而坏稼八百里”,“大陆成池,沧田化海”,但终因作恶多端,被雷打死。作者借清官夏原吉之口告诫说:“今之做官的,贪脏不已,干犯灭诛的,这就是个样子!”

明代以科举取士,至明末其制大坏,奸佞平庸之徒窃踞要津,英俊卓荦之士不得登用,从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陆云龙在《制科策》中指出:“今天下胥人才于无用,混无用于有用,锢有用于无用,混无用于有用而人不肯为用,锢有用于无用而国不得收其用,其维制科乎?”(《翠娱阁近言》卷二》)《幻影》揭露出庄严的科场已成了营私舞弊的场所,博取功名不是靠文章,而是靠金钱,功名的大小取决于银子的多少。第六回《见白镪失义,因雀引明冤》讽刺说:“一窍不通,才丢去锄头,扁挑,有了一百三十两,便衣巾拜客,就是生员。身子还在那里经商,有了六百,门前便高钉‘贡元’扁额,扯上两面大旗。”膏粱子弟每每出钱请人代考,又有专门在中间牵线搭桥而获暴利的,第二十七回《为传花月道,贯讲差使书》中的教书先生钱流就是这号人。“他自与杭嘉湖富家子弟包倒进学三百两,他自去寻有才有胆、不怕事秀才,用这富家子弟名字进试,一百八十两归做文字的,一百二十两归他。覆试也还是这个人,到进学却是富家子弟出来,是一个字不做,已是一个秀才了。”还有些“文字纰缪”的举子,只因碰了不辨文章的糊涂考官,侥幸获胜,居然占了“榜首”(第二十八回《修斋邀紫绶,说法骗红裙》)。那些企图通过正正经经途径取得功名,以冀“直行其志,尽展其才”的士子,熬到白头,常常陷于“日暮途穷”的境地,“削尽英雄之气”。作者因此愤然慨叹道:“男儿生堕地,自必有所建立,何必一顶纱帽!”可惜作者没有以科场丑闻作为主要题材,塑造出可鄙可笑的典型人物,只是在叙述其他故事情节时附带嘲弄一下罢了。但从中可以看到《儒林外史》一类作品的早期形态。

明代末叶,社会新潮腾涌而起,人对自我、自身价值的认识提高了,束缚人性的封建名教削弱了。同时,物欲横流,奢侈淫荡之风盛行,道德水准普遍下降。这是因为人性长期受到封建名教、禁欲主义的沉重压抑,一旦人性有了觉醒,纲常名教发生松动,人欲就象洪水狂潮一般泛滥开来,不但溃决封建礼防,还会使人类道德顿时论丧。这种现象恰恰又出现在明代没落衰亡的阶段,统治阶级内外交困,已经无暇、无力整顿世风,因而对社会产生的消极作用是相当大的。当时的有识之士都忧心忡忡,但又提不出整治世风的良策,往往要求回复到昔日的旧秩序、旧道德。陆云龙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在《幻影》序言中说:“天下之乱,皆从贪生好利,背君亲、负德义所至,变幻如此,焉有兵不讧于内,而刃不横于外者乎?”他要求人们,对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理道,宜认得真;贵贱穷达、酒色财气之情景,须看得幻”。小说《幻景》也由此得名。他自知一介书生,无力干预国家方针大计,但可以通过小说影响世俗人情,“使人睹之,可以正情,可以悟真,觉君父师友自有定分,富贵利达自有大义”。因此他的小说特别注重伦理道德问题。《幻影》中许多小说再现了明末社会道德的败坏,“酒色财气”的罪恶。作者认为,”酒色财气”四字是导致道德败坏的祸害,其中“财”与“色”对人的诱惑力特别大,“致死致祸”,小说家有责任表现出“酒色财气”的危害性,“以资世人惊省”(第二十九回《淫贪皆有报,僧俗总难逃》)。《幻影》批判的重点在“财”与“色”、“贪”与“淫”。作者揭示出因为贪财而产生的种种罪恶:或至亲发生殴斗,闹出人命官司(第二回《千金苦不易,一死乐伸冤》);或趁水灾劫财,置难民于死地(第二十五回《缘投波里浪,恩向小窗亲》);或因赌博输钱,顿起害人之心,杀害朋友(第十六回《见白镪失义,因雀引明冤》);等等。作者愤慨地抨击一切围绕钱转的鄙陋世风,揭露钱神的万能,贷币拜物教对人的腐蚀。“如今人最易动心的无如财。”(第十六回)“当今之世,惟钱而已”,“如今论甚天理?有钱者生,无钱者死”(第二回)。作者又揭露了“色”与“淫”的种种罪恶:徽州商人汪洋勾搭上了朱寡妇,还要霸占朱的媳妇唐贵梅,贵梅被迫自缢(第六回《冰心还独抱,恶计枉教施》);董文之妻邓氏与耿埴通奸后,恣意凌辱其夫,屡起谋害之心(第九回《淫妇情可诛,侠士心当宥》);又有奸人巨猾混入僧徒之中,以宗教迷信勾引、奸淫良家妇女(第二十八回《修斋邀紫绶,说法骗红裙》);等等。这些现象反映了晚明时代性欲突然扩张而无节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性的问题涉及男女之大防,是封建卫道士忌讳最深、防闲最严的禁区。几千年来,人的性意识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扭曲。如今性欲的要求突然进发出来,腐朽没落的明朝统治者又无力加以堵截或疏导,因此对社会的冲击十分厉害,伴随着性的解放也出现了恶的肆虐,正力与负力同时作用于社会。陆云龙并不反对正常的健康的性欲,他也受到晚明时代风气的影响;《幻影》中有些描写性行为的部分相当露骨,文词藻丽,语多骈俪,是被诗化了,这与《金瓶梅》及“三言”、“二拍”中的一些性描写并无二致。当时的作者描写性行为,往往撇开交媾者的善恶与否不问,仅仅肯定性行为本身的合理性,而加以诗化、美化,反映了时人性意识的模糊认识。但是陆云龙反对损害摧残他人以满足自己性欲的行为,这种行为是罪恶,也是他在小说中所要揭露、批判的目标。他谆谆告诫世人:“人一为色欲着迷,便不暇致详,便为人愚弄。”“他财莫要,他马莫骑。”(第二十六回《院里空忆,湖头计更奸》)陆云龙一方面无情地鞭挞那些丧失人格的男男女女,另一方面热情地歌颂具有崇高品德的人物。例如第三回中的陆客,第十回中的王冕,第十一回中的林茂,第二十五回中的朱玉,都是作者讴歌的“忠孝侠烈”之辈,他们临财不惑,见色不迷,能够扶困济贫,急人之难,特别是第十二回中秦凤仪、窦主事、石不磷三位高尚之士的形象最有光采,充分体现了作者的道德理想。这三个人物均属士的阶层,交谊深厚,但性格不同,各人遭遇经历也不一样。秦凤仪初为布衣,后成进士,因忤内阁权臣,贬广西融县县丞,转升扬州知府,一生起伏波折较大。窦主事始为官宦,后与大僚不合,又与进世相乖,愤而辞官。石不磷始终是一个在野的落拓不羁之士。对于秦凤仪,着重表现他“一言相相托,不以女色更心”;对于窦主事,着重表现他“一日定交,不以权势易念”;对干石不磷着重表现他不随世俗浮沉,鹰扬不受羁络的豪侠之风。这三个高尚之士的形象,处污泥而不染,闪耀着熠熠光辉。他们对待朋友的态度,对待出处行藏、升沉荣辱的处世准则,都体现了作者的道德理想。

《幻影》在艺术上比较粗糙,缺乏精雕细刻的艺术加工,语言也不够纯净流畅。这和作者急于要通过小说反映时事,过分强调小说补世救俗的教化作用有关。作者常常在作品中空发议论,刺时骂世,或进行抽象的道德说教。郑振铎先生批评说:“全书充满了教训的意义,的是评话系小说末流的著作态度。”(《痀瘘集》)。《幻影》一书确有不少“教训”的成分,但还不能贬之为“末流”之作,有些篇章还是写得相当出色的。

《幻影》继承了古典白话小说善于运用细节刻画人物的艺术方法,且有独创之处。一些细小琐碎的题材,经过作者巧妙的安排和细致的描绘,忽如平湖起风,波澜起伏,又如一泉绕山,曲折有致。第十二回《坐怀能不乱,秉正自毋编》写秦凤仪送友人之妾至临清一事,自首至尾,情趣横生。其始,石不磷托秦凤仪携带窦主事之妾,风仪“恐生嫌疑”,面带难色。石不磷甚是不快,变色道:“此女就是贤弟用了,不过百金,怎么迟疑!”凤仪“要推不能”,只得接受下来。简单的情节,叙来却有顿挫,而且表现出石不磷的豪爽性格;凤仪若占有此女,友人也不以为怪,而竟“纤毫不染”,更见其人品格之高。船到高邮湖,插入“露筋娘娘”故事,以见高邮湖蚊子之可怕,能致人性命。继叙当前情景,“正值七月,天气一晚,船外飞得如雾,响得似雷,船里边磕头撞脑都是”,又船上只有秦凤仪一顶纱帐。这样一铺垫,秦凤仪叫少女进帐同宿,便合情合理了,很自然地表现了他的人道精神。但“嫌疑”也由此迭起。先是家僮以为出事了:“我家主今日也有些熬不过了,这女儿子落了靛缸,也脱不得白了!”继则引起窦主事的猜疑:“这等一个标致后生,又没家眷,又千余里路,月余日子,你保得他两个没事么?”作者设置一个个疑团,使故事一浪推一浪,避免单调的叙述。经过层层铺垫之后,才揭示谜底,秦凤仪与小妾并没有发生苟且之事,这使窦主事十分惊讶叹服道:“真是圣人了!”前面所设的疑团,从侧面烘托出凤仪的形象,说明其高标清节不是常情所能测度的。这样一个小故事写得如此饱满、曲折,可见作者实为文章妙手。

《幻影》中多数人物形象带有类型化的倾向,善恶邪正划分得非常鲜明,但有些作品已经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例如第九回《淫妇情可诛,侠士心当宥》描写了耿埴这一人物的两重性,灵与肉的冲突。他是锦衣卫里的一名小校,风流倜傥,聪明伶俐,“心儿灵,眼儿快,惯会拿贼”。但此人又是一个好色之徒,迷上了董文之妻邓氏,经常与她调情、私通,公事也懒得办了,到锦衣卫转一圈,“便到董文家来”。他有强烈的性欲冲动,却未抹去良心。耿埴在与邓氏私通过程中,暗中察觉到董文是一个非常老实善良的人,他爱妻子,体贴妻子,百依百顺。而邓氏却无情无义,任意作贱丈夫,几次要“设一计儿了了他”,耿埴不忍,良心受到谴责:“怎奸了他妻子,又害他!”乃劝邓氏好生对待丈夫,“要他夫妻和睦”。而邓氏“毫不知悔”,耿埴一怒之下,便以白刃杀之。灵与肉经过反复的搏斗,道义终于战胜了淫欲。其后,董文家的挑水佣人白大被诬“强奸杀人”,押赴刑场斩首。耿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挺身自首,于是案情大白,耿埴的形象再一次升华。耿埴的性格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的。在他的身上,两性关系的淫乱和道义良心的发现交织在一起;他是一个好色之徒,又是一个侠义之士,一身而二任,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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