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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大木评传

来源:百科故事网时间:2018-12-05 09:50:01

熊大木,号钟谷、鳌峰或鳌峰后人。大木一作大本(1)。建阳崇化里书林人(今福建建阳县书坊乡),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在明嘉靖年间。

据熊氏后代所珍藏的《潭阳熊氏宗谱》,我们可以找到有关熊大木身世的一些材料。熊大木的远祖熊秘,在唐末乾符年间(875——888)官至右散骑常侍兵部尚书。他原为江西南昌人,乾符年间因黄巢起义,偕其侄熊博率兵入闽,后卜居于建阳崇泰里樟埠(今属建阳县莒口乡),并在此地建立鳌峰书院,作为后世子孙求学的地方。熊秘后代传至十三世,即熊大木的高祖熊祖荣这一代时,祖荣因入赘迁居至崇化里。熊氏家族在唐宋两代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后来逐渐衰微。熊祖荣从崇泰里迁居崇化里,可以说是其社会地位由盛转衰的表现,到了熊大木这一代则早已由官宦之家沦为平民。

熊大木的生平材料甚少。遍查嘉靖、万历、道光时修的《建阳县志》,均未提到熊大木。可知,熊大木没任过什么官职。他虽然编著了好些通俗小说,但在封建时代官方史志修纂者眼中,总是视书肆或者著小说者为商贾之流、不经之事,难登“大雅”之堂。在此情况下,县志未提熊大木是很自然的。况且,清代大兴文字狱,民族偏见很深,熊大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意识为统治者所不容,所以,清代的地方县志更不可能提到熊大木。

关于熊大木的名号、世系和生卒年,是个不易弄清楚的问题,方彦寿在《明代刻书家熊宗立述考》(载《文献》1987年第一期)一文中,根据《熊氏家谱》的记载做过考证,在目前资料缺乏的情况下,较有参考价值。

查遍熊氏宗谱不见大木其名,但从熊宗立系上曾孙中查到一个号钟谷的人。谱云:(二十二世)“福镇,天育公四子(按:应为五子),位福四,行甲三,号钟谷,葬蔡饰半月山,并有碑。妣罗氏带来一子德贵为嗣。”根据宗谱,熊宗立之孙熊天育(1458——1543)有子六人,为梅享、福田、福泰、福仁、福镇、福章。其中只有福泰有生卒年(1496——1569)。福泰位居第三,福镇位居第五。如果我们从熊大木所编撰的小说的年代看,则可知熊大木和熊福镇所生活的年代基本是相同的,况且熊大木自称“鳌峰后人”,熊福镇号钟谷,二人当为一人也。从熊大木所撰小说看,有年代可考的,一为嘉靖三十一年(1552)编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其自序云“时嘉靖三十一岁在壬子冬十一月望日”,一为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编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见是书李大年序。此二书的编撰时间,约在熊福镇(熊大木)45—50岁左右。据此,方彦寿认为,假设熊福镇比其三哥熊福泰小十岁,则熊大木生卒年为1506—1579之间,是有一定根据的。

熊大木以编著刻书为业。他是明代著名的书坊主人之一,有不少书籍经他刊刻而传世。他又是一位通俗小说家,编著了不少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这与熊氏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刻书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自从熊秘在崇泰里建立“鳌峰书院”,熊氏子孙的族望就与“鳌峰书院”紧紧联系在一起。熊宗立在其著述中每每自称“鳌峰熊宗立”,熊大木自称“鳌峰后人”即源于此,在鳌峰子孙中,北宋的熊知至,博学能文,“宋天圣中,五领乡举不第,归隐鳌峰,以诗文鸣,有《鳌峰隐人集》行于世”(道光《建阳县志》卷十三);南宋爱国遗民熊禾是一位理学家;明正统至成化年间的熊宗立博学经医,在中国史书和中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祖辈博学能文的传统为熊大木所继承,为熊大木的著书立说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熊宗立还是一位著名的书肆主人,其书肆名曰种德堂(又称中和堂)。他精于刊刻。经他刊刻的书籍今可考见的多达三十几种,并且从他开始,熊氏的刻书业由家刻发展为坊刻。熊宗立之子熊瑗,即熊大木的祖父,也是一位刻书家。从嘉靖到万历年间,建阳熊氏刻书业大盛,熊宗立后辈刻书家除熊瑷和熊大木外,较著名的还有熊成治、熊飞等人。熊大木继承了家传的刻书出版事业,促进了文化和历史知识的传播。

熊大木编撰的通俗小说,据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载,现存的有《全汉志传》十二卷、《唐书志传》八卷、《宋传》、《宋传续集》(即《南北宋志传》)共二十卷、《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卷。他是我国小说史上继《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者之后,早期创作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一位重要作家。

熊大木的代表作是《北宋志传》,它与《南宋志传》合刊,通称《南北宋志传》,各十卷五十回。《北宋志传》写杨家将抗辽事迹,作品从北汉主刘钧摒逐忠臣、呼延赞出世写起,到杨宗保大破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夏为止。其中主要写杨业、杨延昭、杨宗保祖孙三代英勇抗辽的故事。

杨家将故事是我国文学史上重要的题材之一,早在宋代即有民间艺术家演唱。元人罗烨作《醉翁谈录》,记载的南宋话本中已有《五郎为僧》、《杨令公》等。这些话本的内容虽不得而知,但从题目上看,似为演杨家将的故事。元人陶宗仪《辍耕录》所列金院本项下,有《打王枢密爨》,所演亦是杨家将故事。元代,中原各族人民痛四方之不守,只能托言喻意,以故国英雄自励,因此,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得以更广泛的流传,并且成为许多曲艺、戏剧的题材。现存的有《谢金吾》、《私下三关》、《昊天塔》、《孟良盗骨》等,可在《元曲选》或《外编》中见到。

明代戏剧上承元曲,也有一些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剧本。《孤本元明杂剧》中保存得较完整的有《开诏救忠》、《活拿肖天佑》、《破天阵》三剧。此外,明剧中还有《黄眉翁》、《金牌》、《三关记》、《金锏记》等脚本。杨家将故事发展至明代,最突出的现象则是长篇小说的出现。在此之前,杨家将故事还只处在片断、分散的状态,大体上停留在讲唱的阶段。长篇小说的出现,使杨家将故事有了完整的系统,内容大大地丰富了,适应了当时市民的阅读需要。《北宋志传》就是作者广泛搜集宋元时期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宋元话本和元明杂剧中有关杨家将的故事,参以史传、方志,加工整理而成的长篇小说。

《北宋志传》是明代通俗小说《南北宋志传》的后半部分,共十卷五十回。除开首两卷所叙主要为呼延赞出世及投宋经过外,其余五分之四的篇幅都集中在杨家将祖孙三代的事迹上,故事比较完整。

《南北宋志传》现存的版本有四,即明建阳余氏三台馆刊本(书名《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存日本内阁文库;明唐氏世德堂刊、陈氏尺蠖斋评释本(不知其全书总名),此为金陵刊本,亦存日本内阁文库;明叶崐池刊玉茗堂批点本(书名《新刻玉茗堂批点绣像南北宋传》),为苏州刊本,存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当今的通行本都从此本出;郑因伯藏明刊本(书名《新刻全像按鉴演义南北宋传题评》)。三台馆本为福建建阳余象斗刻本,形式上较原始。孙楷第先生说,“三台馆刊本《南北宋志传》二十卷,在今所见诸本中,当以此本为最早”(《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

《南北宋志传》的利刻年代,三台馆刊本未注明,但是世德刊本序于“癸巳年”。按孙楷第的说法,即万历癸巳年(1593)。叶崐池刊本序署“万历戊午(1618)玉茗堂主人题”。而三台馆本乃诸本中最早的刊本,由此可知,《北宋志传》的成书年代可能早于万历癸巳年。

现存的《南北宋志传》的世德堂、叶崐池刊本都没有提到编撰者的名字。三台馆刊本在《南宋传》第一页题“云间陈继儒编次”。《北宋传》则无题署,唯卷首有三台馆主人(余象斗)序,云:“昔大本先生,建邑之博洽士也,遍览群书,涉猎诸史,乃综核宋事,汇为一书,名曰《南北两宋演义》,事取其真,词取其明,以便士民观览。其用力亦勤矣。”据此,孙楷第先生认为此书为熊大木所撰,学术界几成定论,但也有不同意见,如马力先生就认为此书为熊大木作证据不足。①陈继儒不是此书的编撰者,因为在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白石樵真稿》里,我们不见他在诗文中提到赵匡胤或杨家将的故事。

明代长篇小说中,演杨家将故事的还有《杨家府演义》(全称《新编全像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明万历丙午三十四年(1606)刊本,八卷五十八则,每卷卷首题“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秦淮墨客,即纪振伦,字春华,生平不详。我们不能确定他是否为此书作者,既云“参订”,似属整饰旧本。刊刻年代比《南北宋志传》的世德堂刊本晚十三年,却比后来通行的叶崐池刊本早十二年。这两部小说详略各异,最大的区别在于,《北宋志传》多了开卷几回关于呼延赞的故事,《杨家府演义》多了第六卷第五则“禁宫祈禳八王”以后的一些情节。所以,它们的故事轮廓虽基本相同,但具体情节和文字又不甚相同。就后世的流传和影响,《北宋志传》超过《杨家府演义》。清道光年间《北宋金枪全传》就是增饰《北宋志传》的某些故事而成的。

《北宋志传·叙述》中说:“兹后集起宋太祖下河东,至仁宗止,收集杨家府等传。”可见它是吸收了《杨家府传》后改编的。秦淮墨客在《杨家府演义》的序言中说:“不佞于斯传,不三致慨云,剞劂告成,敬掇俚语于简首,以遗世之博古者”。孙楷第提出过旧本《杨家府》的说法;余嘉锡认为秦淮墨客是“因旧本校阅之而已”(2)。假如确实存在过旧本《杨家府》的话,那《杨家府演义》可能就是它的翻刻本;《北宋志传》编撰时也可能参阅过旧本《杨家府》,但是,说《北宋志传》是参考《杨家府演义》而成,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北宋志传》三台馆刊本、世德堂刊本的刊刻年代早于《杨家府演义》。马力先生作一番考证后,认为“纪振伦在校订《杨家府演义》时,曾参考过别的小说,其中可能就包括了《南北宋志传》”(3),还认为三台馆刊本和世德堂刊本按语中提到的“杨家府传”,可能是杨家府故事的评话本子。

《北宋志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小说而不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一,《北宋志传》着重描写杨家将祖孙三代惊天动地的伟业壮举,而不是从头至尾演绎北宋历史的形成、发展的始末。它描述的是杨家将这个家族几代人的业迹,塑造了杨继业等一系列卫国保民的英雄形象,小说表现的是他们的命运和英雄气概。其二,《北宋志传》以虚构为主。小说虽然也以历史记载为依据,但从它的整体来看,它的主要情节、主要人物可能还达不到三分真实。它所描写的杨家将中,杨继业、杨延昭实有其人,但在塑造他们英雄形象时,作者更多的是依据民间传说,因而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不少情节故事与史载不甚相同。小说中杨宗保(杨延昭之子)及其妻穆桂英、四郎杨延朗及其妻琼娥公主等等,都是虚构的人物。在杨门女将中,除了佘太君有一点史实根据外,其他女将都是虚构的,她们的故事更是于史无征。总之,《北宋志传》是熊大木“遍览群书,涉猎诸史,乃综核宋事,汇为一书”的英雄传奇小说。

《北宋志传》通过杨业一门世代抵抗辽和西夏侵扰的事迹,贯串了反抗外族入侵,歌颂抗敌英雄、谴责奸佞卖国的主题。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主题。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作品思想内容的复杂性。忠君思想,“华尊夷卑”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与爱国主义思想,“权奸祸国”的思想混杂在一起。

忠君思想,这是旧小说常见的主题。《北宋志传》对杨家将赴难报国事迹的歌颂,也是以忠君为前提的。令公认为,对“圣上”要“誓以死报”,为君而死是死得其所。但是,这种忠君思想又是与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作者把皇帝视为国家、民族的象征,忠于皇帝也就是忠于国家。小说视宋军的北伐、西征为天经地义,视辽和西夏的南下、东进为冒犯天威,反映了“华尊夷卑”的大汉族主义偏见。但是作者对辽和西夏统治者凯觎中原、残忍暴戾的罪行的揭露,又说明了战争的正义性。而且提倡兴仁义之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也备加爱护,这也表明作者的矛头主要针对着辽和西夏的上层统治者,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少数民族。《北宋志传》的这种兴国安邦、反抗外族侵略、力图“定一天下”的民族意识也是与爱国主义思想紧紧相联的。联系《北宋志传》成书的时代背景,我们对其民族意识的理解也会更清楚。明代中叶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国家渐见衰微,外有强邻窥伺,内则奸佞擅权,作者借杨家将故事来表达人们心中的愿望,这是应该肯定的。此外,作者一方面强调忠君思想,另一方面又相当清醒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昏庸和奸臣的祸国。杨家将几代人都受到奸臣的迫害。杨继业因潘仁美的陷害而陷于狼牙谷;杨延嗣被潘仁美命令手下用乱箭射死,体无完肤;杨延昭因王钦(史书上的王钦若,辽国奸细、真宗朝大臣)的诬陷,而几被杀害,对呼延赞,潘仁美为报私仇,以一百杀威棒毒杖呼延赞。作者对北宋中晚期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揭露,正是当时明中叶社会现实的写照,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品的思想性是复杂的,积极的方面占主流,但亦有封建迷信等消极落后的方面。历史人物的活动与神怪的魔力法术相混淆。这种落后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不足取。

《北宋志传》热情地歌颂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杨家将英雄,无情地鞭鞑嫉贤误国的奸佞,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光辉,从艺术性来说,其主要成就在人物塑造方面。杨业威震天下,人称“杨无敌”,身经百战,威震四方,后因潘仁美的陷害,在陈家谷战役中身陷重围,头撞李陵碑壮烈而死,表现了爱国主义的高风亮节。杨延昭骁勇善战,令敌人闻风丧胆。少年英雄杨宗保十四岁就执掌帅印,他不但能上阵与辽将刀枪相搏,而且还能运筹帷幄,善于调兵遣将,指挥千军万马。杨家祖孙三代的形象在作品中都是比较鲜明的。孟良与焦赞性格相近而不雷同,可称得上该书的“上上人物”。孟良豪放粗朗但又机智灵活,焦赞快人快语,鲁莽粗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还塑造了巾帼英雄的形象,武艺高超、在对敌斗争中大显雄威的穆桂英便是光彩夺目的一个。这些形象一洗封建女子弱不禁风的脂粉气,个个都是征战沙场的英雄。当然此书对杨门女将的刻画,还只是一些雏形,远不如后世杨家将剧目中创造的一系列女英雄形象那么生动传神,但在中国古代小说史或文学史上,象《北宋志传》这样集中塑造女英雄群像的作品,应是一种开创性和成功的突破。另外,在塑造这些抗敌英雄的同时,作者还塑造了像王钦、潘仁美这些奸佞误国的民族败类,寄托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小说部分情节的描写比较曲折生动。如“李陵碑杨业死节”,从历史记载看,是由于主帅潘仁美指挥失当,致使孤军陷于陈家谷口,最后“业坠马被擒”,“遂不食三日”而死(《宋史·杨业传》,《续资治通鉴》雍熙三年)。小说则写成潘仁美挟私仇谋害忠良,致使杨业陷入绝境,撞李陵碑而死。这样,情节更为生动曲折,结局更加悲壮感人,杨业的爱国形象更为鲜明。七郎为求救兵,被潘仁美设计乱箭射死,也不见于史书记载,而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工写成的。这一情节充满悲剧气氛,有力地鞭鞑了潘仁美为报私怨而置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于不顾的丑恶行为。此外,孟良盗骨、焦赞之杀谢金吾全家等故事情节,也写得十分生动,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

《北宋志传》亦有不少情节,特别是后五回,完全背离生活的真实性,多属糟粕,毫无艺术价值。这些情节充斥着神魔斗法,荒唐可笑。如“杜娘子大破妖党”这一情节中所写,“念动妖言,狂风拔木,日月无光,半空中魔君无数杀来”。又如“吕军师布南天阵”和“宗保显神授兵法”,这都是脱离生活实际的。这可能是作者受当时神魔小说影响,而竭力模仿所造成的。

从艺术性上看,《北宋志传》在总体上水平不高。除语言风格较自然,个别人物和情节较动人精采外,其他方面没有多大价值。整部小说比较粗糙,结构上也较松弛。由于它基本上是把流传的民间故事杂凑在一起连缀而成,致使全书内容庞杂而不甚合理。

《北宋志传》的最大贡献是把流传的杨家将故事集中在一起,使得这一故事得以定型,为后来小说和戏曲创作开辟了再创造的广阔天地。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在《水浒传》这部伟大巨著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明代中叶后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北宋志传》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作品。与同期其它的英雄传奇小说相比,《北宋志传》还是部较好的英雄传奇作品。

熊大木的作品还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明中叶后出现了许多描绘民族英雄岳飞的英雄传奇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最早的一部。岳飞是南宋王朝著名的爱国将领,曾经率领军民英勇抵抗金国女真贵族的侵略,后来被奉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宋高宗和奸臣秦桧杀害、死时只有三十九岁。岳飞在生前身后都赢得了人民的深深爱戴。在他被害后不久,民间就开始演唱他的故事。南宋末年的说话艺人“王六大夫”就曾以说讲岳飞等抗金将领的《中兴名将传》闻名于世。元代杂剧有金人杰的《秦太师东窗事犯》、无名氏《宋大将岳飞精忠》等;明传奇有无名氏《精忠记》、陈衷脉《金牌记》、汤子垂《续精忠》等。

《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凡八卷八十则,附《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三卷,题“鳌峰熊大木编辑”、“书林清白堂刊行”。卷首有明嘉靖三十一年自序,署“建邑书林熊大木钟谷识”。所附《精忠录》,题“李春芳编辑”,有明正德五年《重刊精忠录后序》。明嘉靖壬子(三十一年)林氏清白堂刊本当为最初刊本。万历年间有三台馆刊本,名《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八卷,不附《精忠录》,题“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实即熊大木所编。序亦是大木序,但改署“三台馆主人”。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主要叙李纲、宗泽及韩世忠、岳飞诸将的故事,而以岳飞为主。熊大木在序中说,“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但也吸收了不少民间传说。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中心内容是叙述岳飞率领军队抗击金兵侵略的故事。作者竭力刻画岳飞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这主要表现在对侵略者的英勇战斗方面。在抗金活动中,岳飞一切为国家、民族存亡着想,不计名利、不挟私怨、智勇双全、善于用兵、屡战屡胜。金兵中传有“撼太行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话。岳飞的精忠报国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意义。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在表彰岳飞精忠报国的同时,也写了李纲的力主抗金,宗泽等将的抗金活动。作者还毫不隐讳地批判康王(宋高宗)的柔懦无决断、偏信奸臣,偏安东南而无恢复中原的志向;鞭鞑了黄潜善、汪伯彦、张邦昌、秦桧等权臣的卖国、叛国行为。北宋灭亡时,秦桧夫妇被掳至金国,他们投降金国,后被放南回。当秦桧爬上丞相的高位后,他竭力破坏抗金活动。在形势利于大宋时,竭力求和,陷害忠良,照金人的密令,矫诏害死岳飞于风波亭。作品歌颂了岳飞的精忠报国,鞭鞑了秦桧等奸佞卖国,批判了宋高宗的懦弱无能。

作品的结局带有因果报应的色彩,但也体现了人民大众的爱憎感情。岳飞、岳云、张宪的灵魂再现,秦桧得重病,后上灵隐寺作佛事乞求释罪,却遇风行者。作者借行者的话揭露了秦桧的罪行,“虽是颠魔,言语其实,寓有讥讽深意”。全书以“冥司中报应秦桧”、岳飞后代尽被封官作结。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内容和语言,都显得比较粗糙,但它在明末清初流行了一百多年,对后世以岳飞为题材的小说有直接的影响。郑振铎先生说:“《大宋中兴演义》叙岳飞生平者,最为流行,且似也写得最好,后来托为邹元标所作的一部《精忠传》以及于华玉的节本,都从此本出。”(《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邹元标的《岳武穆精忠传》是熊大木本的删节改编本,于华玉撰的《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对熊大木本进行删削,减弱了小说的生动性、传奇性,而变成正史的复述,失去了小说作为艺术品的价值。成书于清乾隆九年(1744)的《说岳全传》,则是岳飞故事的集大成者。这部后来广泛流行的小说是钱彩、金丰对《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进行根本性改造的成果。《说岳全传》突出了岳飞的事迹,删去了一些与岳飞关系不大的事件,同时又吸收了更多的民间传说,增强了故事的传奇色彩,艺术手法也更加娴熟。《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虽然为《说岳全传》所取代,但它为英雄传记体小说的发展开创了新的转机,对后代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很大的。

熊大木还编撰了一些历史演义小说,主要有《唐书志传》、《全汉志传》、《南宋志传》,但它们的影响都不大。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卷九十节,嘉靖癸丑(三十二年,1553)杨氏清江堂刊本署“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熊钟谷编集”,为熊大木撰。卷首有李大年序。叙唐朝开国事,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写起至唐贞观十九年(645)止。描写了李渊晋阳起义,定关中,受隋禅,接着扫荡群雄统一天下,秦王李世民玄武之变登上皇位,然后平定四夷、征伐高丽等几十年间的历史风云。其叙述以秦王李世民为主,故有“秦王演义”之称。

《唐书志传》是说唐小说中较早的作品之一,它出于罗贯中《小秦王词话》,“熊据史书补,故文平而近实。”(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重刊本)。它在说唐系统小说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也是该系统中较重要的作品。《唐书志传》把民间流传的薛仁贵故事吸收过来,使得该书大体具备了薛仁贵故事的骨架。《说唐后传》中的《薛家府传》大多是从《唐书志传》中移植演化而来,成为薛仁贵故事的集大成者。

《全汉志传》十二卷,题“鳌峰后人熊钟谷编次”,“书林文台余世腾梓”。《西汉》卷首有序。《西汉》自秦末天下大乱叙起,历楚汉相争二十年,至刘邦尽灭群雄,建立西汉王朝为止。《东汉》自刘秀起兵除王莽,历十二朝至汉末为止。

《南宋志传》为《南北宋志传》的前半部分,共十卷五十回,叙五代历史,自后唐明宗起,经晋、汉、周三朝,到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曹彬定江南止。名《南宋志传》似乎是张冠李戴,与《北宋志传》不相配,但二者所叙的故事内容是相衔接的。论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则《南宋志传》不如《北宋志传》。清吴璿的《飞龙全传》吸收了《南宋志传》的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可以说《南宋志传》是《飞龙全传》的蓝本。

熊大木的作品在明清间盛行一时,但由于模仿和抄录的成分过大而缺乏创造性,因此,价值不高。后来大多被它之后的小说所替代,致使至今幸存者亦鲜为人知。但在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中,它们的贡献还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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